终于走进真正的大学
1975年，东北沈阳不似今天，跟全国二线城市一样，乱哄哄到处挤着粗陋的玻璃大楼。43年前，那里还遗留着日本殖民的痕迹——低矮的日式两层小楼一排排坐落在马路边，马路的名称以条计算，如南八条、北四条。多少年后我往返日本多次，才知道日本的街名都是这样的。火车站是日本人修的，拉毛水泥清水墙面，简约低调，只有站前广场矗立的坦克雕塑，陈述着苏联红军1945年攻占这个城市的瞬间。
那个1975年夏天的早晨，我的小学教导主任李老师，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去考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路上，这位胖润润的李老师，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这个五七艺术大学在北京！校长是江青！我心里那个乐呀，我爱北京天安门充斥脑海，北京就是圣殿！江青就是毛主席啊，不是也差不多！一瞬间，十岁出头的女孩子，觉得自己跟祖国的心脏很近！
不过，低头一看自己的打扮，又沮丧莫名了：人家薛同学，穿着背带小裙子，艳粉色的头绫子在辫梢扎成一朵花。而我呢，蓝布裤子黑点子小白布短袖衬衫皱皱巴巴，一双军绿解放胶鞋，小辫子扎着一个当时很珍贵后来捆钞票用的细皮筋。
考场设在一个中学校。放眼一望，操场上足有几百个孩子在等待考试，每人抱着自己的小提琴。我又发现一个自己的不如他人：人家的琴都有个琴套，我的琴呢，琴盒子都磕碰出毛边了光秃秃的显眼。有孩子热身拉起来了，《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都是需要高超技巧的曲目。我当时就想跟李老师说，不考了，回去吧。
典型东北人大脸蛋的李老师兴致高昂地四下张望，这种盛况平时她也见不到。轮到我了，李老师推我一把，声音洪亮地说，去吧！我低头期期艾艾拉开木门，恰好走出前边一个考完的男孩。取出小提琴，刹那之间，想起自己怎么会学起这个来的：有一天，在邮局当营业员的妈排队买过冬大葱，忽听到有排队者闲聊，谁家孩子学拉小提琴了。妈灵机一动，我家孩子也可以学嘛。
跟劳改的爸一商量，真花了40块零五毛——比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买了一把星海牌的，给我和我哥学起来了。老师是部队文工团跟爸同命相怜的挨整老头。我哥学得蛮上路，我总想踢毽子抓拐跳皮筋，不好好拉琴。每逢我妈诘问，不拉琴你长大干嘛去？我就以一个十岁孩子的智商就理直气壮地回复：我去农村给农民读毛主席语录！
琴到用时方恨少。诺大的屋里好几个考官，我并不敢看人家，赶紧把自己的曲目，一条开塞基础课，一条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急匆匆拉完。《卖花姑娘》拉起来，我眼前就看到了电影里那个可怜的姑娘，有点动情。曲目完成了，一位瘦小的老先生，和蔼地问，还有没有，再拉一个吧。可怜的我，平时不爱练习，哪里还有，摇着头赶紧退出去。
在我早已把考江青校长的大学这个事忘到遥远的铁西区之时，教导主任李老师乐颠颠找我的班主任来了。一通嘀咕，才把我叫出教室，告诉我，人家通知咱们学校了，让你去复试。我头一回听说复试这个词。去了才明白，几百个孩子，只有三十多个参加复试。复试完了，又是一段时间，我正醉心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呢，老师又通知，去参加五七艺术大学的体检！
我根本不拿拉小提琴当回事，没想到屡次被选中。参加体检的，只剩下七个孩子了，身高体重胸围量一遍。最后又过了一些时日，我爸所在部队文工团的政委找爸谈话了。他告诉爸，人家北京的五七艺术大学来单位外调政审，我们把你的材料和情况都跟人家谈了，你参加过国民党演剧队的事人家还重点问了。政委面目很严肃，爸回家情绪很低落。
最终，我在1975年，与北京无缘。还是老老实实待在东北大沈阳，过着偷看禁书和不得不练琴的少年时光。直到参加1981年的高考。后来我的人生一直跟北京发生着种种联结，无法摆脱。
我的同龄人，只是参加过邓小平时代的高考。只有我，居然还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一种另类高考。
我有时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