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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手的一封海上遗书

以下是远洋货轮水手长何润生的讲述。

“我港请你立即驶离”

没想到我还能活下来。我在事后复盘,全船第一个发热的人是三副,时间在7月中旬,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六月底,我们的船从缅甸开到马来西亚,接着又去了泰国,应该就是在这个阶段感染的。我们从新闻得知,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疫情严重,公开的新增病例就达到日均2万人;缅甸正在政变、打仗,它的经济很糟糕,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防疫手段,我们觉得病例只会更多。

我们知道国内港口的工人上船都会遵守防疫措施,穿防护服、戴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但这些东南亚国家作风比较散漫,他们的工人穿着拖鞋、裤衩,光着膀子就上船了。

干完活,他们也不下船,有的人找个角落,拿网兜搭个简易吊床,人躺上去晃悠,手里还握个鱼线,一边闭目养神一边钓鱼。还有的人会去偷卫生间里的小镜子,水龙头,要是不收衣服的话,连内裤都可能被“顺”走。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集装箱的绑扎杆不便宜,有的工人一边装货,一边把绑扎杆扔到海里,然后再用绳子绑上吸铁石,到水底下去捞回来。我们用来防海盗的值班人员,这时候都用来防贼了。

东南亚工人就呆在甲板上干活、休息、娱乐、睡觉,或者尝试卖纪念品和电话卡给船员,直到我们离港时才匆匆散去。平时我们要拿着图纸清点他们装货的数量、仓位,防止不靠谱的工人装错返工,协助他们启动吊机等设备,不可能避免接触。

另外船上补充物资、提供伙食、增补淡水的时候,这些物资的病毒检验报告也可能不严谨。因为假报告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跟上”部分集装箱货轮数小时内完成进港离港的节奏,而等一份耗时更久的真报告,可能会给船东造成数百万元的“损失”。

我们的船将在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靠港时,还离得老远,就收到了港口方的警告:“我港请你立即驶离我港,否则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驱离。”不知道港口如何得知船员被感染的消息,我们只得立刻调转方向,想去新加坡港碰碰运气。

●繁忙的新加坡港。图源东方IC

同事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能开船的人里,除了大副,全部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的办法是大副自我隔离,其余人轮流在驾驶室值班。

在海船上,驾驶室的椅子处于全船的枢纽位置,这决定了它具有神圣性,只有船长和引航员可以坐,没有这样身份的人都是站着开船,现在大伙站都站不稳了,只能坐着开船,衣服都被汗湿透了,我记得汗水都流进了椅子的缝里。

大家拼了命把船开到新加坡港附近,公司发来消息说,新加坡也拒绝我轮停靠,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把船开往马来西亚的关丹港,这意味着还要往北走几百公里。

船长急了,船员都已经不行了,如果在关丹港再次被拒绝,人可能都倒下了,船开不进码头了。

公司安抚我们说,再坚持十几个小时,远在德国的船东正在申请紧急救助。反正已经这样了,我们把船以最慢的速度,慢慢往关丹港的方向漂。

终于得到消息,关丹港同意我们先找一片浅些的海域抛锚,许多船员不管感染与否,都参与了抛锚。按行业规则,海船抛锚进港时,船长在驾驶台坐镇指挥,只有船长病到起不来或者死了才由职级次高的人顶替。船长也确诊了,站不稳,跟他一起驾船的操舵手、操车手也是阳性,3个人互相支撑,勉力指挥全船的进行。

作为水手长,我本来应该站在船头操作机器,但我已经瘫倒在床了,一个普通水手替我工作,他也感染病毒了,只是身体还有力气。大副没有感染,他站在船头,瞭望方向。

染病的人隔着很远就在挥手,示意不要靠近。在船尾,巨大的螺旋桨转了起来,整船震颤,在连续被拒3次靠港后,我们的船终于抛锚了。

电话通了就知道人还活着

7月中旬,媳妇给我打过一个视频电话,说她做了个噩梦,让她想起了二姨夫,他也是海员,年前跟着船沉海了。在她的梦里,我的状况“很不好”,她担心我出事,醒来就急忙找我。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笑着说:“梦都是反的啊”。

我让老婆把视频镜头转到女儿身上,3岁的小丫头穿着大背心子,在看绘本,一会儿蹦到地下,一会儿蹦到床上。

我对媳妇说,最近要去跑远洋航线,短期内可能都没信号。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她没有太多疑虑。

挂了电话不久,女儿发来几条微信语音。她温柔地说,冰箱里有好多好吃的,爸爸你快点回来呀。

那天早上,我们的货轮正从缅甸开往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值班时,我看见三副在驾驶室坐着,一动不动,只有手里捧着的玻璃杯在冒热气。我打趣说:“怎么像个被煮了的螃蟹。”他说身体不舒服已经一个多礼拜了,只想趴一会儿。我就帮他把活儿都干了。值完4个小时班,我们各自回房间休息了8小时,再一起值第二个班。

他还是浑身无力,并且止不住地咳嗽。

一阵阵的咳嗽声让我紧张起来,我又想起这几天,大厨做的荤菜素菜三副都没怎么吃。偏偏在前几天,他煮了青菜面条,我俩还在一个锅里吃了。想到这里,我有些慌了,赶紧向船长汇报,拿体温枪给三副测体温。测出来的结果是他没有发热,正想松口气,又思量是不是驾驶室的冷气太足,影响了测量结果?

我又去找了根水银体温计,这次没有错了,37.8度,他发热了。

这个消息将恐慌传到全船,三副当即被关进房间隔离,同事把一日三餐放到他门口,有时候,他没力气起来取饭,躺在床上,我们就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就知道人还活着。

我每天都祈祷他只是普通感冒发烧,一是希望他不要有危险,其次是我俩总在一起,他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我肯定也跑不了。

船上没有多少防护服,上船时只买了50套,一套要100多块钱,如果值班就换,一天下来多花几百块钱,没有人会这么做。那天清点时,我们一共也只剩3套了。各个国家港口对防疫物资有不同的规定,其实不太容易买到,大家在驾驶室里戴口罩也很节省,每个人忍着异味,一个口罩要戴五六天。

过了几天,公司安排了全员核酸检测,最开始买的试剂盒,20多名船员,测出来5个阳性,当中就有我。

不过,大家又说这种试剂盒的准确率只有30%,我有些侥幸心理。当专业检测机构上船后,结果阳性涨到了9人;过了十几天,又多了1个阳性。

不出所料,我中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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