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宣告：“中国将从过去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为促进全民共同富裕，这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他甚至直接提出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甚至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以及“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很明显，中共沦陷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已经大到了引发社会变革的临界点，中共不得不关注的程度。
习近平的“全民共同富裕”是结果上的“共同富裕”还是要打破原来社会资源配置的错位，重新构建社会分配机制，努力形成以机会平等为基础、消除特权，使过去四十多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百姓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从而富裕起来，尚且不得而知。若是前者，毫无疑问，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若是后者，仍需观望。
习近平要是想通过对权贵家族靠官商勾结、违法经营获得巨额不当得利的硕鼠们进行财产再分配也算是盗亦有道，不过，对于有限的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靠改造创新提升旧产业获得巨额回报，付税后仍然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们的个人合法财产，通过任何方法、用任何借口进行所谓的“再分配”都无异于入室抢劫，没有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可言。例如，河北的孙大武案件。
当年邓小平在全国人民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六年后的1985年，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说法，彻底打破、否定了毛泽东的计划经济。而且为了反击顽固势力对改革开放的质疑，避免继续改革开放的步伐受阻，他还提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进一步确认 “衡量改革开放是否正确的评判标准” -- “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使得中共党内反对改革开放者无法辩驳，就此而言，可以说他为解除部分共产党捆绑在人民身上的枷锁发挥了个人的历史性作用。
很可惜，他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理论，没有根据不同个体的创造力不同这一客观事实，把所创造出价值的税后所得作为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应得的劳动成果，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性确认，避免被后来的弄权者随意剥夺。
其实，无论是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习近平的“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允许”二字。只要党仍然握有想“允许”哪些人富裕，哪些人就能富裕；想要哪些人贫穷，哪些人就会贫穷的权力，这本质上仍然是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另一种形式的计划经济。只要不按照优胜劣汰、供需规则等公认的商业规则，让市场按照其自身规律自行调节，中共沦陷区就永远无法实现市场经济，人民的命运就仍然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只有建立起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公平、公正且能有效监督执行的社会制度，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下良好运行，人民的权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