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接近高层管理者的员工似乎越“正能量”。一位同样卡在IPO关口的准上市公司高管告诉36氪，他非常反感“公司不能如期IPO价值观就崩了”的说法。“还不说很多公司IPO只是推迟，以后还有机会，就算真的不上市了，你说以前自己信仰的为之努力的东西就错了吗？”“别总说被人洗脑了，反正我没被洗脑，我是为自己去努力的”，他反问“你不觉得‘拿到一大笔钱就公司价值观万岁，没拿到就是我被PUA了’这样很low吗？”
期权回购，公司未必给得起的温柔
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者都不希望无限期搁置上市时间。但针对互联网行业的政策新规必须遵守，在等待上市的日子里，管理者需要在业务合规、公司转型与团队稳定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取舍。
期权回购，是公司尽力能给员工的一点“温柔”。
在宣布无上市计划后的5月份，字节很快开启一轮期权回购，以126美元/股、100.8美元/股价格分别回购员工与前员工手里的部分期权。而这是字节少见的大范围期权回购行为。
2019年初，字跳期权的换购价格还是44美元/股，这意味着如果在今年5月出手给公司，一年多时间已经能净赚186%的回报。
但要不要把期权换成钱，这是个信心问题。据36氪了解，由于当时员工对上市预期普遍乐观，少有人选择回购。
字跳员工李东东过去连续两年坚定地选择将年终奖全部兑换成字跳期权，如今回想起这个决定，李东东觉得血亏，“想当初，all in现金炒美股基金的话，早就赚翻了，你能想到，全球估值最高独角兽的期权还不如炒基金赚钱？”
李东东觉得既不能卖老股，也不能离职。“我去年120美元/股换购的，如果离职的话，我一份期权还亏了20美元，你品一品，”李东东粗略算过一笔账，“如果上市的话，扣掉行权税之后，要在换购价格的基础上翻倍才算赚到。”和李东东一样，他周围的大多数同事都选择了不参与回购。
李东东还是决定押宝在字节能够上市上，“快手都涨到过400一股，更何况字节。”——今年2月，快手盘中曾创出417.8港元/股的高点，相比发行价翻了将近四倍。
一字节跳动第三方招聘人士告诉36氪，现在和人选谈字节的期权，其实大部分还是信的，虽然现在受到波折，但波折终究会过去。“人选担心的不是不能上市，是现在的期权估值太高，现在进去的节点不好，三四年下去，在股票上没有收益。”
蚂蚁集团一侧，也在今年4月下发内部邮件，表示决定以195元/股价格回购在职员工今年所得成熟期权的75%，这也是蚂蚁近些年第一次回购员工手里的期权。对于拥有价值千万甚至上亿期权的老员工来说，回购所能换得的现金不算多，却让仍然坚守在公司的员工们获得了一点慰藉。
此外，不同于阿里不给低绩效员工发放年终奖的做法，蚂蚁今年采取了给低绩效员工也发放1-3个月年终奖的激励措施，也露出了这家巨头的温情一面。
但期权回购需要强大的现金储备，蚂蚁金服和字节跳动已经是最顶级、实力最雄厚的互联网公司，但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支撑这份体面。
今年4月，教育行业迎来监管警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高途、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教育企业处以50万元的顶格处罚。有在线教育独角兽也暂停了正在进行的融资。
一位教育独角兽公司的前HR告诉36氪，公司当时做了两个厚道的决定：一个是，今年5月底招聘时该公司已经在按新一轮融资后500美元/股的价格和候选人沟通薪资方案，但是融资暂停后，期权不仅调回了上一轮融资370美元/股的价格，对已经按新融资价格沟通好的配期权候选人，一律补偿差价；另一个是，通知员工，公司可以回购期权。
但随着7月底“双减”政策落地，教培公司上市彻底宣告无望。原本员工在等管理层解释期权回购和业务转型等问题，但最近，hr们收到通知，“老板不会给回应了。”一位参与回购的员工表示他的钱至今尚未到账，“到底给不给没人知道，可能管理层想给也拿不出钱了吧。”
重新出发
对很多人来说，似乎还有赶在财富窗口关闭前溜进去的最后机会。
一年之内，京东数科员工吴歌连升两级。自从陈生强离开，公司自上而下陷入动荡，京东数科原数字金融业务负责人许凌离开后，吴歌所在团队的领导接替了这个位置，吴歌也顺理成章跟着升了上去。离职仿佛是有传染性的，吴歌所在的团队每周都会有两到三个人离职。由于主动或被动离开的同事太多，因为没有找到合适外部机会而一直留在公司的吴歌，反而成了中流砥柱。
但连续升职原本该有的美妙滋味似乎有了一点折扣，“更多还是因为原来做事的人走了，得找到人顶上。”现在，吴歌依然在看诸如字节跳动和快手这类支付业务正处在起步发展阶段的大公司职位，“好的坑少一个就没一个。”
8月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一位互联网大厂战略岗员工从西二旗骑摩托车赶到朝阳，向36氪倾诉职业上的苦恼，“你知道我们多焦虑吗？尤其是战略的同学，相比业务，我们平时接触的内外部信息更多，做的事情却更务虚，我看不到在这个行业还有多大的增长，我个人在这里还能获得多大的成长。”说完他反问，“除了消费品，你觉得有哪些有意思的创业方向和创业公司？”
大厂员工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怀疑这个行业的未来，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度思考工作的真正意义，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关系。这些思考当然十年前就应该做了，但现在做也好过没有思考。
跳槽的人依旧络绎不绝，但跳槽能带来的涨薪和职业发展机会都更少了。一位互联网业资深猎头告诉36氪，就他熟悉的技术类岗位来说，相比行情更好的三五年前，之前市场是薪资涨幅30%左右，现在很多公司给的涨幅越来越低，好一点的公司甚至平薪或者降薪。
两个月前，某一线互联网大厂高管主动发简历给该猎头，该高管的职级相当于阿里P10，年薪+股票接近千万，希望他能帮忙在发展潜力的创业公司里找合适机会，接受降薪。该猎头感慨，“以前创业公司、独角兽多，需要很多种高阶的人，现在创业公司都活不下去了，你年薪就是公司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为啥还要花那么多钱找这些人？”
一些人选择改变自己的心理预期。
四十而知天命，陈方转岗到了集团业务更加成熟稳定、工作内容对他来说更为轻松的部门。现在他最大的兴趣爱好是骑摩托车旅行，每到周末，他便会约上两三摩友，或者带上小孩去跑山，过上了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朝九晚五生活。
时隔大半年，杭州迎来了气候舒适的夏天，当初因为心脏房颤来医院探视的兄弟来到陈方的别墅看望他。此时陈方已经通过工资、向亲朋好友筹款各种方法凑齐了500万高利贷的还款，在新岗位的工作渐入正轨。
就在陈方住院后不久，他的这位兄弟也因为心脏出问题而一度面临生命危险，装上了心脏支架，这次聚会，二人不再像年轻时一样讨论激情地讨论工作，所有话题都围绕着两人的身体健康，小孩的教育，“练不同部位的肌肉要怎么发力？怎么准备小孩的小学入学？”
“我心脏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折腾？”他改换了对“拿命换钱”的态度——之前他的年薪在300万-400万区间，但新工作的薪酬是100万，比之前打了巨大的折扣，可好处是轻松、有时间品尝一下之前几乎陌生了的“生活”。
何况期权也还是值些钱的。据咨询机构Sanford C. Bernstein今年6月披露的一份报告显示，相比去年IPO时高达3,200亿美元的估值，蚂蚁集团目前的估值降低了60%——不过相比一度跌至10%的最低点，估值已经明显回升。
以及，即使“财务自由”之梦破灭，就意味着过去十多年、他和同事们为改进普通人金融服务体验的努力，全数白费了吗？对陈方来说，这种“意义感”很重要，比过去十多年的任何时间都更重要。
一场过山车之后，生活还要继续。
思考再三，王伟决定将积攒多年的积蓄用来购置一套面积不到50平的“老破小”学区房，放弃原本购入100平米大平层的计划。
原本，过完年后王伟跳槽到了字节跳动——这家估值全球第一的独角兽公司这完全符合他选工作的标准：公司要处在快速上升期，有赚钱、上升的机会，但又不至于让自己承受过大风险——如果字节跳动能尽快上市，那么王伟买学区房的计划或许就不用改变。奈何今年4月以来，字节跳动多次强调自己暂无上市计划。
王伟父母是高校教育工作者，他从小成绩优异，一路就读某高校附小、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热门的计算机相关专业，深知好的成长环境对小孩的重要性，是他倾尽毕生积蓄也要购买学区房的原因，“奋斗了半辈子，至少要让小孩有得选择，是我对自己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王伟从工作十余年的外企跳槽，就是为了寻找一个机会、一种可能性，说起期权被套牢，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奈，“谁能想到这些互联网公司都上不了市，期权就像是买彩票，这种大公司已经是中奖率最高的了。”年近四十，王伟已经明白，工作晋升、赚钱都是七分靠运气。
“再奋斗十年，把小孩送上大学我就可以退休了。”虽然王伟在聊天中也不停追问36氪，“你了解我所在的部门的OKR和KPI考核标准吗？字节哪些业务需要用到我做的技术？哪些技术和哪些业务是他们接下来要重点发展的？”但他也反复强调自己不焦虑、不失望。相比上份工作末尾无事可做的状态，字跳虽然更累，但是他却更开心，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做的技术是有用的”。
最近，王伟在字节主导的一个项目上线了，这是他辛苦了几个月的成果，根据公司的数据统计工具估算，能帮公司某款产品性能提升0.5%。对0.5%的提升，王伟已经很欣慰：0.5%加乘到字跳产品的巨大流量上，就有很大的价值。
回望中国互联网二十年，尽享了技术进步、人口红利带来的时代机遇，就像是全行业中了一张头彩，身处其间的人享受了远高于多数行业的平均薪资、乃至造富机会。但中彩票并不是一种常态。
关于彩票的研究依然能给人启发。
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中，研究者们访谈了22名中了大额彩票的幸运者、29名因事故瘫痪的不幸者和普通人对照组，研究他们在事件发生前，以及未来一两年中幸福感的评估。最终结论是：一段时间后，中彩票的幸运儿会习惯这种幸运，幸福感也会回落到一般水平。受访的普通人往往认为，获得一大笔钱会让他们很快乐，但中奖者们却认为，健康或密切的社会关系等，比飞来横财更令人开心。
积极心理学家塞里格曼则认为，人的幸福感，除了由基因决定的部分外——有的人天生较容易快乐，有的人天生更忧郁——人可以自控的部分是“满足感”，即完成一件喜欢做的事的感觉。期间不一定有愉悦，甚至会有痛苦，可结束后，比起吃一个冰淇淋这种感官愉悦，快感能持续较久。表现在工作中，幸福感按照挣钱糊口的工作（jobs）、彰显成就的职业（career）和使命召唤的事业（calling）三个层次依次递增。
还有人选择了更艰难的道路继续出发。
认识到公司上市无望后，张宇早早辞职，转而加入了一家高速发展的创业公司做联合创始人。聊到创业，张宇则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兴奋。创业让张宇的压力更大了，他需要担心融资进度，担心养活团队，但也更开心。在与36氪的交谈中，张宇谈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对得起自己”，相比在大公司时，张宇认为现在终于能做一款服务更多客户、发挥更大商业价值的产品了，这是比大公司的百万年薪期权更持久的快乐。
如果说过去十年“加入巨头公司，走上人生巅峰”是数百万互联网精英几乎一致的选择，现在选择似乎变得更多了。过去是100万精英选择10家超级公司，今天也许就是100万精英加盟（或创立）500家创业公司，这对中国的创业创新生态显然是件好事。
说回到职场人的心理学——如果把等待上市、无法兑现预期财富视作一种不幸，那么类比那些因事故瘫痪的人，在一段时间的显著痛苦期后，会恢复到昔日的幸福感水平。研究者D Coates认为，痛苦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元素，“痛苦降低了你的基准，让你愿意接受原本不愿接受的替代选择。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建立新的关系，寻找新的意义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