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年，他原本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留在北京。对那时的文学青年而言，最好的工作是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其次是新闻机构。而刀尔登被分到了政府机关，"一听说要进机关工作，他就要求回到石家庄。"好友缪哲说。
"到哪儿都差不多，哪里都是临时的寄身之地。"刀尔登说，"用现在的词，叫一点现实感也没有。现在的小学生都比——不是我自己，是那个时候的很多成年人，更有现实感"。
最后，他到了石家庄的河北社科院。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受缪哲等人之邀，入职河北日报社主办的《杂文报》，当上了编辑。
▌非常不喜欢"隐士"这个词
这段"出走"经历成了刀尔登身上一个玄妙的点。
当同届校友在各自领域声名鹊起的时候，他的寂寞无声在很多人看来显得"很神秘"。于是，舆论眼中的刀尔登就成了这个年代不肯出山施展才华，甘愿屈居山林的"隐士"。
"隐士是可以做官而不去做的人，至于我，连个副组长也没人请我去做，怎么会有隐士的资格？"刀尔登说，"我非常不喜欢隐士这个词。"
刀尔登并没有像真正的隐士一样，默默等待着被发掘的一天。
上世纪90年代，正是网页论坛、校园BBS火起来的时候，这可给肚子里有些学问又有话想说的人提供了一方可以华山论剑的宝地。刀尔登化名"三七"，在论坛上悄然走红，文采卓然的他还有了个"海内中文论坛，三七才气第一"的美名。2005年，刀尔登终于开始写专栏。用他自己的话说，写杂文、写专栏，是为了挣稿费，然后是进行一些一般性的、针对公共事务的个人表达。
文学家里，刀尔登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最多见的是像鲁迅一样观点犀利、一针见血的杂文随笔，偶尔出现的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拘泥于时空的自由叙事。
刀尔登最初的专栏文章后来收入到《中国好人》中，书中有很多"激烈"的观点，比如"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又如"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
在这本书里，他写了包括李斯、曹操、韩愈、司马相如等戴着"历史面具"的好人与坏人，为的是通过讲述一些史实，让这些人物不再那么脸谱化，因为"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
在后来的对话体文本《七日谈》里，刀尔登借助"我"和张三的对话，继续探讨"当代人缺乏的常识"。书中，"我"来自"我国"，张三则来自希里花斯国，两人在下山途中迷路，前方是悬崖，被困住的两人无奈之下开始互相给对方讲故事。
"我"说的，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人和最普通的故事，这些人中有乞丐，有酒鬼，有隐士，还有江湖骗子。而张三口中的故事则奇崛怪诞，像是寓言一样满载哲思。
《七日谈》里，刀尔登说，能短暂沉溺到一件和生计无关的事情中，是种福气。在他的生活里，读书就是这种福气，写作本来也该是，但实际却难免跟生计有关。
从杂文到对话体，刀尔登隐匿了自己的真实立场，但总逃不脱说理的内核。嘴上说着"怕麻烦"，好像不愿理俗事，但在他的专栏和著作里，却无处不透露出想要为读者"提点醒儿"的责任感。
作家王怜花说，他从刀尔登身上看到了《世说新语》中刘伶的影子：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他的存在让我看到世上有一种人，胸有丘壑，但清静无为，安于市井。表面上柴米琐屑终身，其实已经参透人生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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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尔登曾说："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许自己处在愚昧中"，读历史最愚蠢地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场说话不腰疼，把一个个人物脸谱化之后全然丧失了人性的问题，或是对书上所写的全部照单全收把人写的历史当成真理读，刀尔登的书恰恰就是在抵御愚蠢的荼毒。
刘瑜就曾说：读刀尔登的文字，我没有戒备之心。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里，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才不至于读坏了肠胃。
他不仅文字精雕细刻，让人看了神清气爽，更难得是背后的思想之通脱。以至于有人说他是鲁迅、王小波之后，杂文第一人。
刀尔登先生的文字从西方经典到中国文化古书，从中国史到西方文化，人性与自我、思想与自由，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角度睿智独到，属读过就不能忘记那种。遗憾的是，他的书有的曾绝版多时，有的又散乱各处。为此，先知书店鼎力推荐"刀尔登作品集"（含签名版）。在这个语言堕落、思想浅薄的时代，用刀尔登的文字抵御有毒语言的侵害，做个坚持独立思考的少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