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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卫星大王”问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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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大抓当前秋收“卫星”。为强化放“卫星”,晋南专署特派专署农业科科长陈俊哲,组成卫星检查组,到各县督战和验收。

一路巡来,卫星检查组对各县发射的“卫星”都不满意。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卫星”,真怕辜负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时光。男子汉谁又不热衷建功立业!这放“卫星”立奇功,一不要血溅疆场,二不象金榜题名,苦熬十年寒窗!谁不是人生父母养,人家两片嘴里能放“卫星”,咱为啥就不能!赶上这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放出些小家子气的“卫星”,陈俊哲感到直窝囊。

11月19日,候马市。检查组的陈廷梧向陈俊哲汇报一路放“卫星”的情况后,放出口风探问:“新绛红薯长得挺不错,过去我去过,一亩就能产五六十万斤,咱去放他一个大卫星吧?”

1958年,毛泽东大会强调小会讲,共产党人就是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陈俊哲正是赶上潮头的干部。听到陈廷梧如此一说,劲头一下子就鼓上来了:“要能产五六十万斤,咱何不放他一个七八十万斤的!”

当天下年,二人兴冲冲来到候马市委,向市委办公室主任张鸿瑞提出:“新绛红薯长得不错,过去新绛县委放过一个20万斤的卫星,现在领导意图计划在这里放个红薯大卫星。你们考虑一下,是否能在20万的基础上再增加?”

放“卫星”,一靠花招二靠嘴,满足了上级就是功。既然要放“卫星”,张主任伸出4个手指头,意思是放40万斤。陈俊哲一看,语气加重几分:“还不放六七十万或七八十万的?”陈廷梧说:“少,太少!要放就大大放它一个!”

看到两人漫天无际,张鸿瑞心里没有底。办公室主任的本分,就是具体办事不拍板。“要是放大卫星,我不了解新绛情况。我们李书记原是新绛的农业书记,他对新绛情况很熟。他现在新绛,你们去和他具体研究决定吧!”

好在新绛离侯马不远。20号早晨,陈俊哲带着陈廷梧和组员刘继高,驰车20多分钟就赶到了新绛。一见李俊卿就大谈放“卫星”的事。李俊卿是新任的侯马市委副书记,行云庄红薯亩产20万斤的“大卫星”,得全国红薯“卫星”第三名的行云庄亩产20万斤的红薯“大卫星”,就是由李俊卿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一手包办而“发射成功”的。由此而来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提拔,李俊卿从县委副书记升级为市委副书记。

据后来整风会议纪录表明,此公素来“上下两套嘴脸”,对领导百依百顺,“阿谀奉承”,善于看上面的脸色,一贯吹牛拍马。对群众则大摆官架子,横蛮无理。“长就的一付欺上压下的嘴脸”。李俊卿副书记一看三位科技干部的来头不大,也就很不在意,于是打起官腔,要新绛县农林局长来接头,同三位“谈一谈放卫星的事情”。

陈俊哲也是聪明人,看到李俊卿打官腔,便也换上有来头的气派,打起官腔说,放红薯大卫星,可是领导的意图,要与李书记具体研究。

专署干部对市委副书记说到领导,那大概就是专署和地区的专员书记了。李俊卿闻言马上脸上挂笑,又郑重其事地给新绛县委第一书记高鸿基打电话:“专署验收组来了个陈科长,说咱这里红薯长得不错,领导意图计划在咱这里放个红薯大卫星,你看行不行?”

其时新绛刚并入候马市,县制班子要撤还没动。高鸿基琢磨了一会,答复:“我不了解情况和意图,事情能不能这样作,你们考虑,你们研究去吧。”说完便挂上电话,表现出来的是不太热心于此。

放下电话,李汉卿立即召来新绛县工业部副部长孙振民,财贸部长文旭岗,副县长曹玉田等县里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会上陈廷梧首先说明:“过去咱们放的20万斤卫星,太保守了,是全省第一,全国第三,争了个下游。为了解放思想,推动工作,领导计划在咱们这里放个大卫星。”有人提问,领导要放多大的?陈俊哲说:“放七八十万斤的!”

雷玉田听了十分感慨,想了一想,气势非凡地开口说:“一年来的形势就是这样,以虚带实。前两天我在广播上听见南方放到108万了,放七八十万还行?”到底还是副县长,辩风头,识时势,一句话就把大跃进说见底。所谓“以虚带实”,是大跃进的口号,也是大跃进的注解。其发明的专利权,属于新绛的邻里洪赵县委。

洪赵县,即著名京剧“玉堂春”中,苏三所唱“洪洞县无好人”的原洪洞县。中共洪赵县委的领导班子可是真不简单,早在1957年秋收时节,洪赵县委负责人就搞出了全国第一的红薯“高产量纪录”:洪赵县马牧乡汾明农业社1957年红薯亩产量达到5510斤。

1958年7月,中共洪赵县委奉命向省委和地委作出《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8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报告提出,大跃进的思想基础,就是“就实论虚”,既有科学道理,又有敢想敢说,海阔天空的精神。报告说,县委组织乡、社、队干部,小麦土专家,社员积极分子和山西农学院教授谢孟明参加的小麦生产跃进辩论会,就体现了“就实论虚”的方针。只要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每亩下种100斤,每粒籽种控制分蘖2—3株,每亩出480万穗,小麦就能亩产36000斤。队干部张青顺说:“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各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者麦粒象石榴籽那样的大,产量就无法计算。”

报告称:“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这种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这份报告,很快上报中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8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人民日报》奉命全文转发,推向全国。

《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海阔天空的想象”,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洪赵县委名扬四海。很长一段时间,洪赵县委成为山西省委书记言必称道的骄傲,也成为熟人熟路的新绛县委领导人羡慕不已的榜样。

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海阔天空的想象,新绛要放“大卫星”,有中央精神打气撑腰,还有什么不敢干的!雷玉田一句话,横扫了会场上畏手畏脚的气氛,一下激发了大家的高度热情。

陈廷梧海阔天空,激情浪漫,豪兴冲天:“他要放出108万,咱就放他110万,总要压住他才行!”调子定下来了。

经过左酌右斟,认真研究,这群地、市、县干部最后选定放红薯“卫星”的地方,还是在上次放20万斤“卫星”的行云庄。红薯卫星亩产要在110万斤以上。

当天晚上,孙振民给高鸿基打电话请示:“刚才李书记、雷副县长与我们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放的地点是行云庄,放的数字没有最后肯定,准备明天去澄一下底,最后再肯定放多大的,你考虑怎么样?”高书记棋高一筹,仍作壁上观,答复说他不了解情况,要李等人具体研究决定。其实,前些天高书记在太原得到消息,好象上面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放跃进卫星”要收一收风。要不然,高鸿基也是“热血干部”,岂能对新绛放“卫星王”如此冷淡。

孙振民请示高书记之后,随即又打电话找东方红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把专署领导和县委领导决定在行去庄放大“卫星”的精神,告诉了他,让公社党委早作准备,及时安排。

红薯“卫星大王”问世记

次日早上,陈俊哲、陈廷梧、刘继高、孙振民一行驱车赶到了东方红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等人连忙上前迎接各位领导。听完关于放大“卫星”的计划和指示,张有奇也是兴奋地一头扎了进去:“是,是,要放就放个大的!”接着又叫公社农工部副部长卫兴贵,陪同地、县领导去行云庄先行安排。

地、县、社三级领导人到了行云庄,当即召集公社主任刘文生、队支部书记行步云、会计行永耀开会。

卫兴贵向三人说明了来由,孙振民传达放大“卫星”的领导精神,陈俊哲、陈廷梧两位专署领导又大吹一番放大“卫星”的重大意义。三位社队干部听完,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陈俊哲要他们报红薯产量数字。三位基层干部说:“要放大卫星,那有这么大的数字呢?”陈廷梧说:“总得有基数,没有,帐就没法算。要大的,要110多万。”会计行永耀出去一会儿,拿来一个数字说:“统计好了,1639110斤。”

总产数字拿来,大家又凑在一决定方案,七嘴八舌,总要让这个“卫星”天衣无缝。于是又从中确定原茬为12.12亩,回茬为19.08亩,回茬按二折算为5.403亩,扣去4.137亩间作,总面积就只有17.523亩了,总产报1639110斤,平均亩产93540斤。其中,应扣去10月份已放过“卫星”田1亩,当时报产53924斤。其中,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量达到1139789斤。陈廷梧执笔,众人拼凑,红薯“卫星大王”方案问世了。

在一片欣喜欲狂的噪闹声中,有人忽然想起来了:“咱放这么大的卫星,领导上要问这是谁搞的,有啥经验,如何答复?”他们共同商议,统一口径:大、中、小卫星,分别是由刘文生、行步云、行帮柱等人所种植。接着,由刘继高起草,大家讨论修改,整理了一个有条有理的红薯高产大“卫星”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向市委、地委和省委报喜。

33年过去,我采访了当年奉命炮制红薯“卫星大王”的当事人。当年的壮年汉子行永耀,91年他已是78岁的高龄了,但身板还很硬朗,精神也还爽朗。红薯“卫星大王”,就是由他一口定下总产数字,再由大家精雕细琢出来的。

录音机往老汉面前一放,他就有了几分紧张。琢磨好一阵,才说开了:“放卫星了,别的地方都在放,我们只是听得吃惊,没想到上面硬是叫我们也放上了。”

“当时县里下来了副书记李俊卿,放卫星,下来检查哩。到我村看红薯生产来了。58年我村红薯就是长得不错。村边一片坟地,大跃进给刨了。坟地边上长好庄稼。在一个坟岗上长了一苗红薯有26斤。他看了很高兴,说这就可以放卫星嘛。一下子就放亩产20多万斤。”

“我当时虽说是个会计,但是个应付上级的角色。行署来了陈科长,县里来了个李书记,一大堆大官,他们硬要放大卫星,又定了要放100多万斤。我按他们定的纲,出去再估计了总产数。他们是大干部,只说要多少就产多少,我们就照这说就行了,也不敢不照这说,不然斗争你,没好的受。”

对逆来顺受的老百姓来说,大概这一次不是最难受的吧。放“卫星大王”,天下第一,“毛主席都看这呢,建设共产主义呢,说是那时候人人都活在人间天堂,吃饱呢,吃好呢,吃肉呢,坐车呢,住楼呢。放红薯王,社里干部给我们开席呢,吃肉喝酒。社员可不就图个这。干部图出名,老百姓也想跟着干部捡碗汤喝。”行云社的乡亲们这样说。

就在21日下午,李俊卿、张有奇也赶来行云庄,统筹敲定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工作。听了陈廷梧的计算办法,审查了孙振民、陈俊哲整理的“经验汇报”后,李俊卿见事情已经安排妥当,非常高兴地表示认可。当即拍板定案,决定连夜加工,次日天明即发射“卫星大王”。

按照方案分工,孙振民连夜以侯马市委的名义,拟出报喜电报文稿,刘继高修改定稿,次日天明,陈俊哲回专署汇报。22日天明,孙振民奉李俊卿之命,向中共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南地委,以及有关各级党委发出17份“报喜电”。新绛行云庄红薯“卫星大王”亩产1139789斤的消息,由无线电波射向太空,传扬天下。

放胆上阵

据1959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党的对新绛干部弄虚作假,放红薯“卫星王”的处分材料说,为迎接上下各级领导、新闻界和各地参观者,以李俊卿、陈俊哲为首的地、县、社、队四级干部,日夜奔劳,忙于弄假成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欺上压下,这是干部们惯弄的第一招。大跃进放“放卫星”,关健是要让上级发放通行证。倘若这“卫星”是上级授意发射的,那当然就无话可说,上下齐心同吹了。但如果这是下级擅作主以邀功请赏的话,那么,“卫星”过关,就要应付一番了。赶上大放“卫星”的潮流,象八九月份的水稻高产“卫星”,正是领导求之不得的宝贝,当然一帆风顺。红薯“卫星大王”,赶了个风尾,麻烦也就多一些。

民谣:“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赶上潮头沾大光,赶着潮尾就说不上。”

就在红薯“卫星大王”炮制者们拍扳定案之时,他们哪里会料道,风向有变。一天以前,11月21日,武昌会议,毛泽东宏论滔滔,放出口风,大跃进要收缩,干部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坏作风要纠正。

但是,不谙朝纲之变的山西省干部和新闻界,还在高烧不止,“卫星”炮制者们,还在欺上压下,糊弄八方。

中共晋南地委大院,报喜电送到地委和专署主要领导人手中,引起一片热热闹闹的赞叹,全国第一的“卫星大王”从晋南上天,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呵!但领导们欣喜之中,也有几分不放心:好家伙,亩产近140万斤的大卫星。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先也没汇报上来,一下子就放出来了,下面干部劲头足,不过最好别毛手毛脚捅了漏子。

陈俊哲赶回来了。地、专领导马上召见。地委书记李广耀在听取汇报时,兴奋不已,又不甚放心,问了总产问单产,又问谁种谁收谁验收。陈俊哲巧妙地作了解答。听说是李俊卿拍的板,地委很快召来了李俊卿。陈俊哲一见李俊卿,马上打招呼,要大家口径一致,不出差漏,又把自己汇报的内容交了底。李俊卿向各位领导人的汇报,当然也就如出一辙了。

为落实核定,好向上级汇报,地委派出专署农业试验站站长安云,前往行云庄帮助核实产量。专署副专员,地委常委胡文元,亲率农工部副部长王克、地监委副书记徐毅之,也赶赴行云庄,一是贺喜表彰,二是视查落实。

终于,领导们发放了“通行证”。

省里来人了。先是《山西日报》副总编辑赵宪斌,奉令率了几位记者,急匆匆赶到行云庄,专访这条特大新闻。

行云庄队委会,赵宪斌和记者们正在采访。陈俊哲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一群干部,在有声有色地汇报着红薯“卫星大王”的高产经验。陈俊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生产队干部一脸敦厚实在,记者们确信不疑,采访记录本记满一页又一页。忽然,赵宪斌停住了笔,他用手指敲敲笔杆;“光说干劲冲天,不行呵。能不能找到一些大批促大干,批判保守派,促进思想解放,生产大跃进的材料来?”于是,他向陈俊哲提问:“你们在种红薯过程中,就一帆风顺,没有遇到阻碍?”

“有!有!”陈俊哲赶紧出去,召来两个公社的积极分子,要他们扮演保守分子,并教他们对编辑和记者们说:“原来种红薯时,我们两人思想很保守,不相信红薯还能放卫星。这次红薯亩产130万多斤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我们的思想才真正解放了,相信了!”

几天功夫,新闻见了报。接着,由近及远,各地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参观的人,村里地头到处转,和“卫星大王”村里的乡亲们东扯西问,领教高产经验。这一来,“卫星”创造者们心里有些发虚,又耍起了新花招。

要弄假成真,得隐蔽真相,封锁消息,他们怕群众在和外界接触中露出真相,便对社员们采取压制手段。他们在干部和社员大会上讲:“我们放这颗大卫星,不仅是我们行云庄老老少少的光荣,而且是全县、全区、全省、全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还能到北京见毛主席,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行云庄。大家要把数字说一致。”

为收买人心,笼络民口,11月30日,红旗公社领导授意大摆筵宴,全村300多男女老少,坐了70多桌,喝酒吃肉,人人兴高采烈。自公社以来,吃食堂请汤寡水大家肚瘪口馋,搭帮“红薯王”,行云庄的乡亲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不快活。公社设宴的名义,是“庆祝五八年红薯卫星上天”,实际上是为堵口。当然,老百姓吃了干部的嘴短,就是没吃洒酒席,谁又敢毛起胆子说真话。弄不好一身祸。更何况中国的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干部们玩的花招,谁有胆量说长道短惹麻烦。

封住了口,又来稳住干部的心。他们召集党团员和社队干部,布置保密。会上威胁说:“大家要把数字说一致,要保守秘密,不准胡说。谁要胡说,是党团员开除党团籍,是社干部要撤下来,社员要开除出社。”支书行步云虽说也挂名“红薯王”创造者,但年近花甲,陈廷梧和刘文生等人怕他记不住一大串数字,露出马脚,于是将老支书打发到出嫁外村的闺女家去住。行步云在闺女家住了几天,总觉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是不是领导上不信任自己?实在憋不住,他悄悄溜回村子,想看看情况。结果被发现,受了一顿批评。无可奈何,只得又去闺女家住了20多天。

村里有一个转业军人,为人诚恳,性情刚直,爱说直话。对“红薯王”一直怪话连篇。干部们怕他到时奋不顾身说真话,把他派到外村劳动,搞大兵团作战,一个多月不准回家。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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