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底前所未有的经济萧索中,中共召开了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试图应对已经到来的大衰退。不过,从所有迹象看,这个缺乏实质性改革的会议或许成功避免了演变成一次新的"七千人大会",却无力阻止中国经济的恶化。
以进促稳能否应对危机?
在中国举行年末的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在12月9日召开了会议,用半天时间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
其中,主要有三项政策指导很不寻常,引发市场关注:一是将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北京将进行更大规模的债务操作,中央财政赤字将达到占GDP4%的空前水平;二是将推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再一次出现的政策表达,表明中国领导层放弃了过去十几年一贯谨慎、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以金融放水改善通缩;三是将"全方位扩大内需"、"稳定股市楼市"。
这是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和9月底连串调整政策以来有关提振内需的最新和最有力的提法,表明中国领导层认识到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即中国内需不足的严重性和过去半年提振内需政策的有限性。
如此种种,显示中共高层终于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困难,以前所未有的"超常规、反周期"的提法表明他们对经济危机到来的共识,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各项反危机政策开了绿灯,重新将经济工作放到"党的"优先地位,第一次将扩大内需的政策优先性置于所谓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之前,以全力应对2025年到来的经济危机,以及与川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
只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同时,还强调了2025年的"反腐"和纪律工作,继续强调"两个维护",即维护习近平的领导权威。这种上半场谈经济、下半场谈纪律的会议模式已经成为中共讨论经济政策的惯例,意味着无论经济政策怎样调整,都不会触及其最高领袖的权威。
所以,在随后11-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没有出现1961年11月中国三年饥荒后中共经济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情形:各省大员对中央计划指标都报以沉默并演变为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然而,在面临类似问题的2024年度会议上,在承诺财政和央行大规模放水的同时,东南沿海省市被赋予了承担财政转移贡献的任务,拟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也被公开提上立法规划。
这些极其有限的反危机政策,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以进促稳"。虽然这些措施承认东南沿海民营经济主体地位,回到"发展是硬道理"的邓氏路线上,回到以经济增长缓解社会矛盾的道路上,但对经济危机的根源避而不谈,继续掩盖中国最高领袖十几年来的路线错误和领导责任。
也就是说,整个会议唯一亮点的所谓"以进促稳"的"进"不过是退,退回改开时代以基本经济增长保障社会稳定的基本路线,放弃了习近平就任以来强调的"不要看GDP(增长)"、"准备过紧日子"的反增长理论。后者正是习近平过去十几年得以鼓吹"国进民退"、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并借此将李克强总理边缘化的政治斗争手段。而"以进促稳"的政策结果则相反,大大加强了李强总理和国务院的经济事权。
不过,除了可以预见李强、国务院和经济官僚的权力将扩大,并将努力调用所谓"政策工具箱"的一切政策工具进行反危机努力,包括所谓"扩大开放"的领域,这些政策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仅见的新意,如"2025年将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承诺也难以打动人心。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第二天中国股市的普遍下跌,即说明了市场的反应和担心,比12月9日政治局常委会后的犹豫和观望的情形还要糟糕。
"守正创新"的官僚衰退
公众看到的是,面对显而易见的经济危机,中国最高领导人只是被迫技术性地放水、放权以对,但是他继续拒绝实质性改革,继续切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试图在"坚决不改"的前提下寄望于所谓"两新",还美其名曰"守正创新",不啻为掩耳盗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