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今年两会前，中共国家信访局队伍外的截访人员比访民还要多。（访民提供／视频截图）
中国首都，北京城内外，每逢所谓的政治敏感日，大批上访者被数量更多的代表政权机器的截访者围堵，最后遭遇的是政权一方的“铁拳”。
了解中共内幕和访民情况的人士认为，中共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搞了信访这套制度。但无论对于访民还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陷阱。
“大量的信访悲剧”
“问来自什么地方？姓名，什么事情……然后当地的国保或者说截访人员马上就来到。”
“有大量的人被抓回去，然后遭受折磨、酷刑虐待，这种太多了。就是我亲眼所见到的这种故事真是不忍听闻啊，太悲惨了。发生了大量的悲剧，就是因为上访活活被打死。”
流亡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如是说。
陈建刚对大纪元表示，他在北京时看到和听到大量的上访者和截访者“交战”的真实事例：“各地的截访的人员，到北京去，几个固定的点，你比如最高法、信访局……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省市的这些共产党的打手流氓，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他们其实就是绑架。”
“因为普通老百姓还相信北京有地方说理，但他们到了北京面临的遭遇就是这个。”陈建刚说。
大陆民主公益人士董广平表示，“因为中共有一个规定，就是上访一票否决。你这个单位、你这个地方只要有人上访，他就是一票否决你，那你这个官员的升迁他都要一票否决。所以各地的官员在截访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他们甚至跟黑社会勾结，跟信访局、中央的信访局信访办勾结，只要有人来了以后，他马上通风报信，半路都截走。他们截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卑劣手段，这当然是跟官员为了保他的乌纱帽有关。”
“这些都是对强权不屈的人”
吴玉喜，湖北省鄂州市梁湖区太和镇花黄村上吴湾十组村民，因政府侵占其耕地和宅基地、剥夺其被救济权而上访。
8月29日上午，吴玉喜在北京西站被三名自称警察的人截住，她报警后，北京警察和鄂州驻京办截访人员当晚将她送回湖北。地方当局以疫情为由，强制将她隔离在酒店。这已是她6月以来第三次被关押。
记者拨打吴玉喜案责任官员电话——梁子湖区信访局吴先州手机，语音提示在通话中，无法接通。记者再电太和镇书记张文选、村书记黄明，电话语音提示在通话中，也是无法接通。
湖北鄂州访民吴玉喜日前前往北京上访，遭到截访人员暴力绑架。（受访者提供）
吴玉喜告诉记者：“我们不喜欢北京，那些高楼大厦不属于我们。我们访民住的是贫民窟里面，过着讨饭的生活，讨饭的都不如，讨饭还可以安稳的生活，我们不一定哪天走在街上就被截访的人塞上车都成了生活的常态了。
“我们面临的是贫穷和苦难。没有正常的生活，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的信访路走了10年了，甚至有的访友走了40年的都有。到现在问题都没有一个说法，也没有一个解决的。
“我听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信访局。中国有公检法，从地方到中央层层都有。还搞了个国家信访局。如果有一句政府按照国家的法律，按照国家的宪法来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话，没人愿意千里迢迢到北京上访。
“上访都是把老百姓逼的没路走了，逼上绝路，（老百姓）才冒着很大的风险带着内心的痛苦和对腐败强权的不屈，带着一些希望（上访），这些都是对强权不屈的人。”
湖北潜江工行维权人士伍立娟，9月28日出门旅游，在潜江火车站银行三工作人员试图拦截她。她登上列车后终于顺利抵达北京，但是月台上等着她的是更多的维稳人员：省驻京办的领导姚主任，还有市驻京办的领导丛景，江汉油田公安局的人，省公安厅的人，还有市公安局的人，都等在那里了。
伍立娟是湖北潜江工商银行被逼迫下岗的职工，维权18年，经历了无数次的绑架、软禁拘留、劳教与取保候审等。
伍立娟说：“每年遭到三四次的非法绑架软禁，软禁在黑监狱，法制学习班，宾馆等地方。每次在宾馆都是承包一整层楼，十几个房间，一大群人在宾馆大吃大喝，（自己则）在绑架软禁中遭到殴打，手腕骨节脱离没有及时医治导致现在已经是骨质增生，手拿任何东西都痛，连毛巾都无法拧干，已经是终身残疾。
“在被绑架后，家里的窗户被人砸破，门被人用502胶水封锁，家里的网线多次被剪断。他们用这些下三滥手段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至今对我的信访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打压。”
维权者的许多故事散见于海外中文网络和社交平台，而在中国国内，相关消息被严控。
温家宝的那次唯一接访
信访是中共治下所谓“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俗称上访。在中共特色的信访制度下，各级都有信访部门。在北京，除了中央政府有信访部门，数十个政府机构和公司都设立了信访办。
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外每年总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人员排著长长的队伍。
当局在位于北京郊区的久敬庄和马家楼建立了应对进京访民的常设接待场所，对外称为“接济服务中心”，主要工作是外地来京所谓非正常上访人员的分流处置。
但马家楼和久敬庄，外界认为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北京不受上访者的干扰，本身就是中央政府认可的变相黑监狱。
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还有众多的拘留所以及以“宾馆”形式存在的一些场所，更是由地方政府下令建立的非法黑监狱，用来应对到北京上访被截回的访民。
在胡温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曾呼吁叫停截访，撤并信访机构，甚至主张废除信访制度。但这种声音近年已经消失。
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是1949年以来唯一曾到国家信访局亲自接访的中共高层。
2011年1月24日下午，温家宝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与来自各地共8名上访见面，现场要求随行的各部委积极督办。当时敢言的《南方周末》报导称之为“开62年之先河”。
但中宣部随后整肃了正面报导温家宝接访新闻的南方报业集团，当时为南方报业撰文的资深媒体人长平后被解聘。
制度陷阱
身在美国的大陆维权律师吴绍平谈到中共的信访制度时表示，这是一个制度陷阱。无论对于访民还是对于中国的社会来讲。
他说，“中共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想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在司法系统这个外部解决机制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想靠内部引申出来的信访制度来解决问题。”
“但一套体系从现在的结果来看几乎全是虚设的，它根本不是为了真正的解决老百姓遇到的问题，而是来耗费民众的精力跟财力，搞拖延战术。”
他举例，因为地方拆迁，官员贪污腐败，侵害民众权益等等，要让他们同级监督同级来解决问题怎么可能解决？那民众找上一级来信访解决。上一级信访部门一接到信访，往往就推到下级政府。每年的信访案件数是各级政府要考核的，它就又把这个事情给推回。老百姓在漫长的上访过程中，精力被不断给耗费。
吴绍平说，这个信访体制还给中共衍生出的一个截访的产业链。
“通常上面通知到地方，地方就会派人去截访，每截访一个访民，参与截访的人就会有补贴。比如说从一北京拉一个访民回去的话，他们一趟的费用可能就要花费掉七八万的人民币。这个费用就是从维稳经费当中来。”
“他们甚至为了关押访民把整个宾馆，一层或几个房间。还有一些宾馆的经营者，把这个环节卖给截访人员，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形成产业链后，地方上有的时候就会故意制造出上访事件，他们首先不是去解决这个访民的问题，那访民就不断的上访，那么他们就有机会去截访，就可以从中获取利益。这样就养活了一帮人。”
“还有些访民追求改变这个社会，被截访回来，可能送到法制学习班，或者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官方通常就会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名义对访民进行刑拘和判刑。”
吴绍平认为，“中共的信访制度，完全是为了转移社会矛盾，然后它又不解决这个矛盾。信访对于访民来讲，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大坑。从某种角度讲，就是挖坑让你去跳。”
结语：出路
大陆民主公益人士董广平表示，在中共这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民众只能上访，因为他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根本解决不了。民众主张权利，要求伸张正义，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政权都挡不住的。
但董广平说，“问题的根源正是中共的独裁专制，出路就是打倒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实行真正实行法治民主宪政民主。只有这一条出路，没有别的出路。”
（大纪元记者常春、李珊珊、李熙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