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关露和潘柳黛、苏青等人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民国时期几乎家喻户晓。但是一念之差却会带来人生不同的际遇，回顾张爱玲和关露的一生，就可以看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会使她们的命运发生多大的差别。
张爱玲历经土改的残酷逃离大陆
张爱玲出身显赫，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祖母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爱女李菊耦，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才华横溢。但她一生却曲曲折折，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漂泊于天津、上海、英属香港、美国各地，曾就读于香港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受过良好的中西教育。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成为上海当红女作家，更是一个少有的、对中共有着清醒认知的知识女性，正如一位纪念她的网友写道：“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张爱玲是前方的一道光。”
对于共产主义左翼思潮，张爱玲有着本能的戒备与抵触，她曾暗批“五四运动”，形容这场运动犹如“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中共窃政的初期，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张爱玲并没有离开大陆，因而成为中共统战的对像。
1946年，张爱玲在温州
在锣鼓喧天的红色“新政权”拉拢下，她在充满疑虑的情怀下写了《十八春》与《小艾》两部“无产阶级”小说，尽管小说的情节与结局配合了中共初期的主旋律要求，但在书中，她仍然大胆的揭露：“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一九五零年，中共安排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两个月的土改运动，因而亲身经历中原农村土改中残酷斗争地主，体验革命生活。
中共残酷斗争地主，示意图
短暂的农村土改经验，却从此改变了张爱玲毕生的命运。这次的所见所闻让她痛苦异常，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亲身经历土改的残酷之后，她从一位革命的旁观者，毅然的转变为革命的决裂者。受不了中共的所谓 “自我教育”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九五二年七月，三十二岁的张爱玲只身逃离大陆，出境至香港。在香港，张爱玲写出了两部至今仍被中共列为禁书的小说《秧歌》及《赤地之恋》。
直言中共对中国只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她以中共暴力土改、血腥的“三反”运动和韩战作为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中国人的折磨与精神控制，以及中共极权统治对人性与人权的极度摧残。小说中，张爱玲对中共作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她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
张爱玲后来定居美国。六十、七十年代，张爱玲再度走红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八十年代，中共有意邀她回国访问，张爱玲回绝了。一九九五年，张爱玲于美国病逝，名垂青史，为后人追思景仰。
旅美文学评论家、一代汉学大师夏志清认为，“《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关露，如果不是被中共欺骗，她或许能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女作家。关露的父亲是满清举人，她和妹妹从小就读书识字，在上海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共。
关露这位才华洋溢的热血女青年，怀著满腔热血报效国家，彼时正值日军侵华，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露奉中共和情报头子潘汉年之命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做间谍，中共派关露策反日伪政权的李士群和丁默村，但这样做的目地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拉拢李、丁。而自始至终，关露都不知道李、丁和中共已经有联系。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共党接到密报，关露已经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因而安排她到苏北解放区。熬过了几年敌营生活，她终于回到自己人的身边，她并不知道，自己要经受的煎熬还没结束。
关露
一九四六年起，关露不断的被中共关押、审查，被骂汉奸，前后长达三十六年。潘汉年曾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我不辩护。”但她也一再要求中共公开她的地下党员身份，都被中共拒绝。
一九五五年，关露被关进监狱三年，被反复要求交代自己的汉奸生涯。一九六七年，六十岁的关露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关露在平反后自杀。死前的关露孤苦伶仃，已经瘫痪在床了，躺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经对关露表达过爱慕之意，但当关露结束潜伏生涯时，中共担心王炳南将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关系泄露给关露，命令王与关露分手。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人性只不过是一捧可随意碾压的尘土而已。
关露毕生报效国家，殊不知报效的是中共，而中共只是利用热血青年的爱国情绪，为其奉献一生，一旦失去价值，就只是一颗无用的棋子。
关露错了吗？错在哪里？错在党国不分，错在误信中共谎言，错在相信中共会建造一个最完美、最美好的社会，所谓的人间天堂。事实上，中共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为了让所有中国人民为其奋斗终生，利用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混淆了爱国、爱党之别，让中国人民误以为中共等于中国，毕生只能作为党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