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庵老人漫笔》，明代中期笔记小说集，其卷七有《王孝子》一篇，记载了万历年间发生的一起仇杀案，今天读来，尤其唏嘘。
万历四年(1576)，浙江武义县人王良，跟族侄王俊发生纠纷，被王俊打死。王良的儿子王世名当时才十六岁，在外游学，听闻噩耗，回到家中，父亲已被收殓了。王世名痛恨交加，准备告官，却被他祖母和母亲劝住，说告官就得验尸，你就忍心父亲的遗体再被摧残吗？
这时候，族长也来当和事佬，说族内之事，能不外扬就不外扬，王俊家愿意以田地赔人命，算了吧。王世名无奈之下，接受和解，对方果然就划了很多亩田过来，平时也不断送钱送物，王世名都默默收下，只是，所有田地的收入，包括对方送来的钱物，王世名都封存起来，一分也不花。
表面上，这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实际上，王世名画了一幅父亲的画像挂在家中，画上还有他本人，持剑陪侍在父亲身边，早晚泣拜，发誓必报此仇。他暗中还买了一把刀，上刻“报仇”二字，连他母亲和妻子都不知道。
万历七年，王世名服丧期满，进县学当了秀才。过没多久，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这算双喜临门，他也没喜形于色，只是偶尔抱着儿子喃喃自语，说我们王家有后了，我死而无憾了。
到这时候，他母亲跟妻子才觉得有点不对劲。
又过了一年多，万历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杀父仇人王俊在外喝多了，醉醺醺走回家，王世名埋伏在半路，手起刀落，把王俊的头砍了，回家告诉母亲和妻子，全家人哭成一团。王世名便将平时封存的田园收入以及仇家送来的钱物，还有早就写好的一张诉状都带上，然后到县衙门自首，称愿意受死。
武义县令姓陈，看了王世名的自首状，检查了他呈上的钱物，果然是一宗跨度六年的仇杀案，他又亲自到王氏族中查问，受访者都说王世名是个好人，为父报仇情有可原，请县太爷轻判。陈县令感叹道：“果然是孝子啊，不能把他关进牢里，先找个地方监视居住吧。”然后将此案详情写成公文，上呈浙江布政使，说这事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判，请上官定夺。
浙江布政使转给金华府，金华府又委派金华县令汪可受负责审理。汪可受开庭问讯，王世名说：“我心愿已了，杀人偿命，没啥好说的。”汪可受说：“本官拟将令尊开棺验尸，若真是被对方打死，你就不用判死罪。”王世名说：“我就是不愿意让父亲死后还被验尸才这么做，我都愿意认死罪了，还验什么验。大人如果开恩，可先放我回家跟老母亲告别，然后在我父亲棺材前受死。”
汪可受也不敢决断，再次将审理情况呈文给金华知府，说王世名死意已决，如果强行开棺验尸，他一定会自尽；不验尸，他就是故意杀人，必判死罪。所以，验也死，不验也死，汪可受给出了一个判决建议：
捐生慷慨，既难卒保其身，而就死从容，似宜曲成其志，合应放归故里，听其自裁。
反正都是死，不如成全他，放他回去，由他们全家再作决断，到底要不要验尸。如果他们愿意验尸，王世名免死，那对方也无话可说，一命偿一命，今后不会再冤冤相报；如果他们还是坚决不同意验尸，那不管王世名自杀还是被判死，都能堵住悠悠众口，今后如果再有以报仇为理由杀人的，就得掂量掂量，你是否敢跟王世名一样自杀谢罪。这么一来，“则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国家三尺之法亦不废矣”。
既让孝子千古扬名，也不会破坏了国家律法，双赢。金华府知府同意了汪可受的建议，于是，汪可受便把王世名放回家，临行之前对他说，你回家跟家人好好商量一下，我随后就来。
王世名回到家中，全家人抱头痛哭。他安慰母亲说，作为儿子，我以身体为生身之父报仇，虽然离开了母亲，但也能跟父亲在一起，不用悲痛；又叮嘱妻子孝敬婆婆，抚育儿子。交代完这一切，从容找到武义陈县令，让把他关在原监视居住的地方，派人守着，等金华汪县令来。
五月八日，汪可受来到武义，全县士民闻知，都聚集起来联合签名，呼吁免死。汪可受说，我也不希望这样的孝子死去，开棺验尸吧。就命人将一直没下葬的王世名之父王良的棺材抬到县衙，准备第二天开棺验尸。王世名闻知，大哭道：“汪县令还是不肯成全我啊！”以头撞地，但被看守他的衙役拖住，死不了。到了那天半夜，又想趁人不备撞墙，结果还是被发现，没死成。
第二天一早，县学里全部生员簇拥着王世名来到县衙，王世名远远望见汪可受，猛的以头撞石阶，血喷如雨，石阶都被染红了。汪可受叹了口气说：“算了，我本想让他活着，才决定验尸，现在看他求死之心这么坚决，还验什么尸，回去吧。”就命人把王世名抬回去，并写了一篇悼文吊王世名，概括起来就是：王生为报父仇，六年卧薪尝胆，含笑赴死，魂昭日月，壮哉烈哉！
王世名当时还没死，苏醒后得知此事，大喊一声：“汪君知我！”整理好衣冠，写了遗书给母亲和妻子，又写了两封感谢信给陈县令和汪县令，然后绝食三日而死。
王世名死后，陈县令厚葬了他，并亲写祭文，亲自到他坟上念了。乡人建议，用王世名这几年来封存的钱物建一座祠纪念他，陈县令说，这肯定是王生所不愿意的，再说吧。
金华县令汪可受接到王世名的感谢信，读后“不胜悲咽，遂书其事以传焉”。再次被深深感动哭了，并将他的事写下来，广为流传。
王世名为父报仇的故事，这是能看到的最早记载。因为《戒庵老人漫笔》的作者李诩（号戒庵老人）跟王世名可以说是同时代人，而且故事最后还详细注明了：
万历辛巳岁仲夏望前三日金华知县汪可受着（著）。余稍约其辞而存之。汪，庚辰进士，湖广黄梅人。
“万历辛巳岁”就是万历九年(1581)，“仲夏望前三日”，就是阴历五月十二日，王世名死的第二天，汪可受就把这事详细写下了。后来，李诩把汪的文章精简了一下，收进了自己书里，得以流传下来。
汪可受当然也是真有其人，他是湖北黄梅独山汪革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出身，最早就是从浙江金华县令踏上仕途的，后来当到礼部主事、吉安知府、兵部侍郎等职，算是有明一代的名臣。
而《戒庵老人漫笔》之后，比较早记载此事的，还有另一本笔记小说集《耳谈》，作者王同轨，湖北黄冈人，比李诩晚二三十年。他笔下的王世名故事，跟李诩大同小异，只是更简略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指出了王世名报仇的具体地点，是在蝴蝶山下（金华武义县王宅镇）。还有，后面增补了王世名死后，其妻再抚育了儿子三年，然后也跟着绝食殉夫，朝廷旌表曰“孝烈”的故事。
可惜，《耳谈》中把金华县令汪可受的名字误写成“汪大受”，还说什么“汪君大受为予郡人，《孝烈传志》甚悉，微病其繁腐，乃予为之传”。虽然，明朝确有一大臣叫汪大受，但他是江西婺源人，而且比湖北黄梅的汪可受早好几十年，也没当过金华县令。
此后，更晚一些的《二刻拍案惊奇》，清代的《小豆棚》等，大量明清笔记小说集，或铺陈或精简，都选录了王世名的故事。
在最早的记载中，杀了王世名父亲的王俊，只说是王世名的族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无只字介绍，而王世名父亲到底跟他有什么纠纷，也没说，只是简单的一句“父良为其族兄俊殴死”。
但到了《二刻拍案惊奇》里面，就想当然地加了人设，说王俊“家道富厚，气岸凌人，专一放债取利，行凶剥民”。而王良是向他借了高利，还了两年利息，本钱一直没还，这才起了纠纷，扭打中被王俊打死。
总之，不管后面的故事如何演绎，主线是不变的：王世名为报父仇，隐忍六年，手刃仇人后自首。从民间到官府，都觉得他情有可原，不希望判死，但王世名不忍父亲被验尸，愿意以死抵命，最后官府遵从他的意愿，不验父尸，任其自杀。
这样的事，在今天怎么看都觉得不可思议：万恶的封建社会，民意竟能如此影响司法，官吏竟能如此灵活执法？会不会只是小说家的意淫？
不会，后面演绎的不算，此事应该是真的，因为，《明史》也记载了。
《明史》体量庞大，除了帝王将相外，也为一些在某方面事迹突出的普通人立传，其《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孝义二》中，就用四百多字记载了王世名的故事，而且写明了王良是“与族子俊同居争屋，为俊殴死”的，也是因为房屋纠纷被打死的。后面的故事主线，跟流传的笔记大同小异，最后，王世名的妻子俞氏也是“抚孤三载，自缢以殉，旌其门曰孝烈”。
现在问题来了，《明史》这样的正史，将王世名列入“孝义”部，而且强调了朝廷表彰其一门“孝烈”，这说明什么？
说明王世名为父报仇，并以死尽孝全忠的行为，在“封建王朝”里是值得鼓励的正义行为。因为自大汉朝所谓“独尊儒术”开始，外儒内法盛行，几乎历朝历代在明面上都推行“以孝治天下”，满清也不例外。《明史》是清政府修的，顺应民意，在史书中把前朝孝子王世名为父报仇受表彰的事录入，对于拉拢汉民族人心、巩固统治来说，有益而无害，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