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
1991年，当我从家中书架上随手取下一本《Open Letters》时，不知道这位作者是谁，更不知道他当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是无意翻到的这一页，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当时晦涩失语的日子：“因为我相信。相信什么？很难说，相信生活，也许。”
我感动于这句话对于生活的信心和祝福，也被其中所释放的某种迟疑所打动。这种迟疑与坚定一样，是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独自一人”所拥有的：这个人打定主意，决定由自己承担一切：信念、行为和责任。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再次被捕，随后被判4年半。1983年1月23日，他因为感染肺炎而被转往监狱医院，半个月后重获自由。这是他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在狱中他仅仅被允许给妻子奥尔嘉写信。这些信件都要经过监狱审查部门，因此他不得不使用了一些形而上的哲学术语，比如“朝向存在”、“异化”、“在世界中的在”等。
被关押了3年10个月之后，哈维尔的这两封信表达了一个相同的主题：一个人只有真正立足于自身，才不至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跌入从激情澎湃到灰心丧气的循环。他说得多好啊：“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崔卫平
2021年10月13日
1995年崔卫平翻译制作的samizdat版本。
（一）
我不时地听到某个人的灾难性消息，告诫说在我们圈子里每个人都在同他人吵架，没有人在做有用的事情，他们喝得太多，移居国外——当他们在国外时，只是制造更大的丑闻。人们只在乎他们自己，去弄不属于他们的钱，有人更是仅仅为了猎取名声而无视他人等等，诸如此类。
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属实，我对此持谨慎态度；然而，我知道将两三个表面的偶然事件加以普遍化，是多么地容易；特别是当我们关注的对象，在整体上是如此复杂多变，如此嘈杂混乱和难以理解。
我现在不想写这些，是因为我对这些或类似的消息还没有把握——它们是否令我担心——我还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等我出狱后我将自己来看，或许事情并不那么坏；或许它们甚至更坏。而现在，我只是担心其他事情。
……………
当一个人选择某种立场之后，当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注入了某些意义，这将给他洞察力、希望和目标。当他抵达某种真理并决定“生活于其中”，这是他独自一人的选择，是一项存在的，道德的并最终是形而上的行动，是从他自己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并以此充实他自己的存在。这样的立场给他带来内心充实和自足，尤其能够独立于周围环境中的变化和趋势，独立于被称之为社会的普遍状况，而不管它们在某些瞬间会出现什么。如果这样一种立场是真实的和深刻的，那么任何外在的条件和环境都将不可能在更深刻的基础上改变他的选择——至多，仅仅可以改变他的行为方式。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他自身之外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看上去他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看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或把事情弄糟，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
这本质上是一种狂热盲从的态度。由于不能独立地面对世界的异化，狂热者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所崇拜的制度，盲目地与之结为一体。但是，一旦出现某种迹象，不能满足他所想象的必然如此，他便开始恐慌。他感到他的世界崩坍了，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很快，他变得想要去做多年来他曾经猛烈(从根本上，他是一个狂热者)抨击的那些：他开始仅仅关心他自己，移居国外并适应一切。
这样一种人是不幸的：他总是慷慨激昂，而同时又始终失望，他只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甚至一个外在的偶然事件就足以将他推入最深的怀疑主义深渊，他可以非常轻易、非常快、非常热烈和没有一点内在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同时激烈地抱怨那些没有投入这项事业的其他人)。但是当事情变糟的瞬间，他同样有能力对这项事业感到厌恶，屈服于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的悲观主义，直到他重新发现——毋宁说是直到另外有人发现——某种新的他可以与之认同的东西，可以将自己的所有理性、他的道德心和责任再一次推诿给它。
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这个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看待世界独特的、不加伪饰的立场。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富有灵魂的、朝向存在的状态，不是对由外部提供的某些东西的盲目认同。
换句话说，甚至每个人都出国，每个人都放弃，每个人都屈从于“在世界中的在“，这也不是一个人做同样事情的最微小的理由：一个人不是出于做其他人所做事情的需要而采取某个立场，因此，他也不可能因为其他人已经放弃了那种可怜的理由而放弃。
当每件事开展得挺顺利，我们周围的每个人为了他的理想都很坚定、勇敢、不知疲倦，人人都始终宽容、互相热爱，我们当然很高兴；而一旦反过来，我们便意气消沉。然而，不管怎样，这种高兴和沮丧，都没有触及事情的核心部分，即那道路是我们为自己选择的，我们已经选择了它。
回到开头所说的事情来：
对我来说，这些灾难性的报道，至少其中的部分更多地暴露了承受这些消息的头脑状态，而不是对待事情的客观态度。它们暴露了这种人无力依赖于他们自身，暴露了他寻求同盟者的需要，这种需要导致了对于同盟者的不幸依赖，这些同盟者包括他所要拯救的人，到他整个儿为之献身的人。而伴随着这些人的崩坍，他也必然自动崩坍。
同时，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说到底是缺乏自我依靠、力量、坚定、独立，缺乏高瞻远瞩、宽容和富有同情地理解，最终导致痛苦的自怨自艾和放弃，这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一定会出现，那么它最初已经不易察觉地出现在所有外在报道之前，并对外在情势产生影响，直到决定其立场、事实的选择和评估。使得一个人看到处处道德衰败并不是如此普遍的道德衰败本身，而毋宁说是一个人失去了自身确定性和生活的意义。引证我自己说过的：世界的迷失仅仅在我自身迷失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