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工地的照片，整天跟一些重型机械打交道。
我叫郭延斌（@加拿大老卡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沈阳变压器厂的一名国企员工，后来在日企当过中层管理，也自己创过业。差不多十年前，为了让女儿接受更适合她的教育，我们一家三口举家搬到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
来到异国他乡后，我从工程师变成了工人，不再像过去一样下车间、坐办公室，而是考取了重型机械证书，在户外工地开翻斗车、推土机、挖掘机这类重型机械，干一些修路、搞建设的活儿。
相比以前的表面光鲜，我更喜欢体力活的简单自在，如今我已经适应了在工地干活，很享受当下的生活节奏。由于加拿大冬天比较漫长，我可以干半年歇半年，没事和老婆孩子到处玩，有大量时间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和机械的缘分一直挺深。1967年，我出生在沈阳三台子的一个军工家庭，父母都是在军工厂工作，他们就是负责制造军用机械的。
我爸是名高级技术员，放在现在相当于教授级别。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只有四五十元，而我爸每月工资能有一百多元，我家条件还算不错。那个时代书很稀缺，我爸却能给我们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许多小人书，这可以算是对我最早的启蒙。
1975年，我（中间）和大姐二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我二姐是学文科的，总喜欢舞文弄墨，在她的影向下，上初中后我看了不少杂书。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看，什么都涉猎。
七八十年代正是各类文学创作复兴的年代，北岛、舒婷、顾诚的朦胧诗风靡一时，也出了一大批像馀华、莫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种风潮，我也非常喜欢读。我对文科挺感兴趣，爱上政治课，爱看辩证法，像个文艺青年，但其实我是理工科的学生。
我们那个年代学习也不是很紧张，因为学生太多了，安排不过来，通常每个年级只需要上半天课，老师也不怎么管我们，所以我有大量的课馀时间可以自由玩乐。我在学生科技组学做过航糢、船糢，是科技组的主力。我有很多爱好，画画、集邮、下棋，还学过二胡，反正都是不要钱的，虽然五音不全，还是在学校学了好久。
我们一家人在父亲单位展览馆前的合影，身后是一排飞机。
1977年，国家试行恢复高考，各地开始抓教育，区分重点学校了，我上初中时正好赶上那轮改革。我学习虽不是那么刻苦，但在男生里面算学得不错，基本上在班级前五徘徊。为了提高升学率搞好重点中学，学校组织年级开设“快班”，从每个班级抽出四五个人学习较好的，上午学完下午还要继续学，很不幸，我被抽中了。
当时国家正大力发展重工业，大家喊的口号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男生如果学了文科，感觉有点耻辱似的，总觉得只有学不好数理化的才去学文科，于是我也随大流学了理科。
这是高中时我与父亲的合影，父亲是在我成长路上的启蒙老师。
1985年，我参加高考，发挥得还不错，但对于各类专业的认知比较糢糊，压根不知道学什么好，只能瞎报，最后我被东北工学院机械工艺与设备专业录取了。
八十年代上大学还是挺难的，升学率很低，好不容易度过每天早起晚睡的高中，我一进大学就放松了。大家普遍都是很自由的状态，在学生中甚至还流行60分万岁的潮流，考试只求及格。我在大学也比较散漫，机械虽然是工科最基础的专业，可学校的实践机会不多，我在大学那几年其实学得并不深。
上大学时，我（左一）与同学在东北工学院图书馆前的合影。
1989年，我大学毕业了，一毕业便被分配到沈阳变压器厂。那会儿电力系统赶上发展红利，电视行业也进入大踏步往前迈的时代，沈阳变压器厂作为全国最大的变压器厂，可以说是沈阳最吃香的企业。
进厂意味着抱上了铁饭碗，可以说一辈子都没啥后顾之忧了。国家干部最低24级，而我是大学生，一进厂就可以享受23级的国家干部待遇。
我和妻子是在大学认识的，毕业后我们都进入国企成为工程师，1992年我们结婚。
大学生刚进厂需要实习大半年，下车间跟工人一起干活。我特别喜欢跟工人在一起，因为我们之间没什么利害关系，工人们对大学生也都高看一眼，大家在一块混得挺好的，我反倒和自己的领导相处不来。
我一个刚从城里毕业的大学生，相对来说不那么踏实，不那么听话，更不愿意讨好人伺候人。那个时候流行论资排辈，能说会道的、跟领导关系好的，将来肯定会发展得好一些。也许是我骨子里的叛逆心理还在，大伙越爱干的事我越是敬而远之，不那么听领导的话，总有自己的小想法。
在沈阳变压器厂车间工作时，我（三排右二）和技术科同事的合影。
我整天吊儿郎当的，领导也没法开除我，就不太愿意带我。我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不带我，我自己跑去参加了厂里去日本研修的选拔，虽然没被选上，但这事把我的瘾勾出来了。一条路走不通，换条路不就行了么？没多久我自己联系上外面的一家机构，如愿得到出国研修的名额。
1994年1月，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日本，学了半年机械后又开始在厂里实习上班。我什么都想学一学，什么都想干一干，但后来发现，实际上还是很难学到真正核心的技术。我本想学好技术回去好挣大钱，既然学不到，那不如去打工。
九十年代中日的工资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先是找到了一个日本温泉，白天我在工厂工作，晚上十点半温泉关门后，我就去清洁两小时的浴室。除了温泉，我还在外面的工厂、饭店打过工。每月可以挣十万日元，相当于一万人民币！在来日本之前，我每月的工资不过两百多元。
在日本的两年，我变踏实了许多。原先我总是眼高手低，总想着这活儿啥时候能干完呢？干著干著就干不下去了，人比较浮躁。但到了日本之后，我发现日本人都挺认真勤劳的。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久了，我渐渐明白：只要一个一个来，不着急不求快，实际上一天也能干完。后来不管干什么活，我都一点一点认真干。
1994年，我（右一）在日本山梨电子工厂研修。
1995年10月，等我从日本回沈阳的时候，已经攒下了二三十万的打工钱。回来我就从沈阳变压厂器厂离职了，也可以说我是被开除的。那时我刚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回来后在工厂的工资太低了，心里有落差，觉得继续这么干没什么意思，整天赖在家里不愿意上班。因为这件事，我和家人朋友起了很大的争执。
我这人非常犟，也能听取别人意见，但一旦是我认定的事，就不会被任何人左右，只对自己负责。最后，因为旷工太久，我被开除了，成为同学们中最早一个离开国企的人。
1996年，大量日资、美资等外资企业开始涌入中国市场。因为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日资企业更了解些，我在人才市场找到了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日企技术员的岗位。入职时月薪八百，后来很快涨到了两千，可能因为我本身比较活跃，干了三个月就被提升为科长。这么短时间内被提升，我真的完全没想过。
在日企工作时，我还获得过单位的桌球冠军。
我从小家庭条件不错，所以并不是很专注于升官发财，对权财的欲望不高。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进取心不够。一般人当上科长后就应该努力当部长，之后再努力当厂长。我却依然像以前一样不会来事儿，其实也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总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清高。
有次一个经理的女儿结婚，公司的人他谁也没告诉，事实是谁都知道，我也知道，结果所有人都参加了婚礼，唯独我没去。我实际就是看不惯他，我的原则是你告诉一声，我肯定会去的，你不告诉我那我就不去，不想这么装。这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人情世故，但一次次被我搞砸了。也因为这些，后期我在日企干得并不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