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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写在记者节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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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节日文字大概分上中下三等,一等文字当然是理想主义的,由真相、现场、历史等一级词汇构成;二等文字可能属于现实主义的,少加班,少通稿,人际关系简单点,生活工作两不误;三等文字是放冷气的文字,就像下文列举,写在边缘。

记者节对我的困扰,主要是词汇、定义、身份的含混不清。如果要挨个分析,也是件苦差事。有证的,没证的,上白名单的,没上白名单的,体制内的,商业性的,宣传的事业,新闻的营生,媒体又指的是什么,记者节真是嘈杂的、曲径交叉的大花园。

很多早就不在这个行当,或者在泛媒体行业不在新闻业的,在这一天容易复发节日病,类似于职业伤害,大致是反思“怎么就走到这一步”的意思。像这样有个专门的时间提醒,犹如上帝设定的闹钟,一年中定时让人检视人生的,据说是要感谢的,尽管里子颇多不如意。

图:秃头倔人

在很久的过去,记者都是与“新闻”挂钩的,哪怕退而求其次与“媒体”挂钩,也会让敏感的人不怎么舒服。因为新闻快要成为专卖的业务,所以这老式的敏感,似乎也要宽容一点才能讨巧,获取一点现实感。就这样,记者这个词的处境,就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

现在的新闻业,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新闻含量偏低,并且肉眼可见地流失。新闻与记者的关系,很有那么一点时空伴随者的意味,像是有关系,更多时候也没关系。所在它们都处在一个需要各自重建的阶段,当然,你一旦说媒体、融媒体时,可以回避这个问题。

新闻自从和舆论不再同义反复,后者盘子越来越大,将前者囊括其中——就像狗吞下一块铁——记者的身份也就模糊起来。这种模糊对不同人的坏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正好利用,但有的人不好再据此伪装,活力会降低,多样性就少了。

节日午前时段,听到看到业内人士自许的话,有人说是陈词滥调,我倒觉得如果把这些话当作自我的倾诉发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行业需要赋予意义和价值,而在意义与价值的落差下随礼一点文字,不算没有礼貌,也不算是冒犯。

若论它的不足,与人生高低坎相比,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新闻-媒体-信息-内容诸产业犹如层层涟漪的冲击波,守住身份不易。分明是,行业内部的等级制抬头,与外界不在乎“信息出自何方”形成对比,这种撕扯频繁发生,麻药不够用了。

新闻业与当代受众的关系,在启蒙话语时代之后,就变得随机与随性了。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进步主义思维逐渐在业内枯萎,而受众无法感知,更无力处理这个问题。流量作业,是逐草而居,是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过去可都是议程设置呢。

看清当代新闻业,或者为时人自处商榷立场,理解“缺陷”是一个极重要的面向。新闻业的缺陷是它不能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即使服膺什么也像是权宜之计,似乎随时准备为一秒钟前的决定而忏悔。这样的新闻业注定要充斥遗憾,越表白成就越疏离本质。

新闻业从自身的缺陷上背过脸去,转脸就在受众的另一重缺陷上同频共振了。受众对新闻业的改造,经历了历史的大跨度,在后者重新沉溺于管制红利后,开始变本加厉。从90年代浮夸的眼球经济,到技术主义遂行的流量经济,新闻业处在黄河夺淮的第一线。

流量对新闻从业者制造的困难局面,说千道万,就是黄泛区人民的生活状态,离不了,又不好过。到底是随着汛期随波逐流,梦想草长林丰?还是坚守新闻的防线,以固守阵地对冲舆论骑兵?受众这个所有相,是不是皆虚妄呢,非得有盖世英雄再世不可。

新闻行业萎靡不振、变得平庸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它失去了传奇色彩,丧失了英雄人物。这还是要归结到上述的“缺陷”清单中,哪怕世代更替,也或者无从求解。不早不晚,不好的事总会发生。逃避那些令我们害怕的东西,这样的游戏不会自动停止吧。

某一类权威赢得了人的信任,谎言以某种方式占据了生活,新闻业者就会被怀疑,媒体就沦为不名誉之物。而受众说的是什么呢?他们铁石心肠,一边听号令创造出自我牺牲的感动,一边蔑视不再严肃的媒体,他们与后者在互相消费上达成了悲剧性的一致。

新闻业从未完美,可也曾经偶然地不朽过。在媒体自新的同时,受众成为规训媒体的热心群体,过于殷勤地自成奥义,提出甲方建设性意见。在流量如流寇的年代,如何不去争抢受众嘴角的鸡汤以策养生安全,史无前例地交到这一代媒体业者手里。

因为史无前例,所以史无前例地随时准备失败,这也是底气之一种。新闻业者只在节日这天冒出头,像是只剩下这么一天自我剖白的日子,其余的时间都去哪了?这个行业的人,曾有些历史是与国情不共戴天的,现在仰望国情的大屋顶,在想啥呢?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旧闻评论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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