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18岁的人，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他们都很穷。你必须选出一个更有可能向上流动的人，会选谁？”
2018年年底，纽时在《美国梦还活着，在中国》一文中提出了以上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作者认为经济改革30年来，数亿人通过努力换取更好生活的跃升经历让这里的年轻人对未来更乐观。
在1990年代，这样的乐观精神附身于社会学家在广东工厂里见到的中国女工。她们从最贫困的农村来到条件恶劣的工厂，没日没夜地加班，为攒一笔钱摆脱原先的生活轨迹，在结婚生子前看到更大的世界。（潘毅，《中国女工》）
北京奥运前后，他们是美国时尚记者在上海见到的外企白领。他们尽力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愿意花两个月的薪水买一个包，因为相信未来总会赚更多。（Dana Thomas，《奢侈的》）
过去十年，他们是高考筛选制度的幸存者、人社部统计的“新生代农民工”、字节工牌段子里的主角。年轻人将一生中最好的光景交给互联网公司，争取字面意义上的阶级跃升。
一代又一代，没有意愿或者没有机会靠权力寻租过上好生活的人，用超出同辈的努力和运气争取着比父辈更好的生活，将乐观精神传递下去。
乐观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乐观的人更愿意创造、也更愿意花钱。多个研究显示，乐观情绪不仅有助于让个体更努力，也能让一个地区更快走出经济衰退、走向繁荣。
不过乐观的分配并不均匀，越来越不平均。互联网行业竞争的赢者通吃让财富高度聚集。美国经济研究机构 NBER2017年刊发的论文《数字创新和收入分配》显示，过去40年里，数字创新越成功的国家，前1%的人从整个社会分走的财富比例就越高。
不对等也出现在互联网大公司的内部。公司要求高强度工作、开启全方位监控、强制竞业协议。“内卷”、“打工人”成为热词说明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自己的无止尽付出是不是值得。
现在，随着经济环境、监管环境的改变，互联网大厂在过去数月放慢脚步。
《晚点 LatePost》从几家招聘平台了解到，阿里巴巴、拼多多、百度、美团、腾讯、字节跳动、快手这7家互联网公司今年发布的职位数量与薪资相比去年增速放缓，不到互联网行业整体增速的一半。其中，阿里巴巴与快手涨幅最低。
停下的不仅是互联网公司创始人没有边界的扩张欲望，也有数以万计年轻人的野心与骄傲。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记得，从2015年开始，她每次询问应届生未来的职业选择，“互联网”都是最常脱口而出的答案。阿里巴巴在此前一年上市，在杭州留下无数财富神话。
今年，更多的回答成了“国企”，理由是“稳定”。
变凉的夏天
持续一个月、经过4轮面试，求职者终于收到了来自于阿里巴巴确认面试通过的邮件。人力部门通知他上传上一份工作的工资流水——一般来说，进展到这一步，意味着得到这个岗位已经“八九不离十”。补充信息提供之后，他等待邮箱收到那封正式录用通知，但等到的却是企业锁 headcount（员工人数）的消息。
入职终止了。
类似的招聘冻结以各种理由呈现在应聘者面前。有人通过了所有面试环节，连入职体检报告都提交了，9天后，却等来一句“公司锁 headcount了”；还有人在面试前一天收到滴滴 HR的通知：“面试官近期有事，暂时不能面试了”。
结果，“暂时”成了“永远”。
原本，每个夏秋之际是互联网公司抢人最热烈的时节，但今年开始，一切发生变化。
对教育、社区团购、游戏行业的监管政策落地，让所有互联网公司都主动或者被动地谨慎起来——而这几个行业曾是巨头们看好的新增长领域；反垄断的监管与处罚，也为巨头们在各自主要市场的竞争方式设立了规范——公司不再能无尽压榨自己所把持的市场；逐步落实的隐私政策，让互联网公司们的广告收入受到直接影响——这是许多公司重要的生存命脉。
更关键的是，步步收严的政策意味着互联网公司不再有“野蛮生长”的环境，投资人、从业者们对这个曾经的新兴行业的热情也开始降温，悲观情绪滋生。
无尽扩张不再是选择，缩减投入成为必须。
校园招聘也随之变化。前程无忧数据显示，互联网公司2022届校招岗位总数比去年缩减了15%～20%，薪酬没有明显增长。对比之下，快消、汽车行业仍有10％～15%的增幅。
曾经，互联网大公司是在校生们梦寐以求的职业起点。在行业蓬勃的时候，字节的实习生们有颇好的工作体验：入职后，她会获得和正式员工一样的邮箱地址、和正式员工几乎一样的事情、对公司产生直接价值、获得高于其它公司的实习工资。
正是因为这些来自人群之中的工作体验，让一些人自发地对互联网大公司产生向往，曾经风靡的“字节工牌荣耀”背后，是一群人诚挚的认同。
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机会进入这家向往的公司了。
字节跳动的面试成绩是5分制，多位字节跳动 HR告诉《晚点 LatePost》，以往明确能过的3分，现在已经不再保证能拿到 offer。
随着招聘数量缩减，一些互联网公司 HR的职责也发生了变化。一家一线互联网公司游戏部门的 HR最近开始研究行业中各家竞争对手的状况、写分析报告。
时代不同了。
以前，赶上疫情、经济危机等重大行业变化，往往是中小公司陷入危机，裁员、停业，前景最好、最能获得资本的大公司则会选择加速扩张。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确实是这么计划的。《晚点 LatePost》了解到，去年将员工数从6万扩充至10万的字节跳动，目前已经雇用了16万人。美团在2021年初制定了扩招六万人的计划，成为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京东之后，第五个迈入十万俱乐部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字节跳动、百度也曾将2022届校招称之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校招”。
它们也确实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晚点 LatePost》的不完全统计，海外二级市场融资最多的前十个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自2018年开始累计通过增发股票、发行可转债、二次上市等方法募得近1500亿美元。
“几乎没有行业领头的公司是控制人力成本来实现领先的。”这是2016年，字节跳动仅有不到一万人时，创始人张一鸣的回答。最成功的这一批公司都信奉以大投入换大增长，以提升投入产出比。
而这家公司现在的管理和招聘原则，则被四个字重新定义——去肥增瘦。
2018年年底，一位刚加入字节跳动 TikTok团队的员工在开会时，发现同事“都在说去肥增瘦这个词”。他听得一头雾水，问了一圈获得解释：就是没钱了，不让花钱。公司要求压缩无效的营销投入。
2019年初，字节跳动正式以“去肥增瘦”来回应当时针对 gogokid裁员揣测的舆论风波。
两个月前，一位应聘者被 HR以“去肥增瘦”为由叫停面试。如今，对于公司来说，被去掉的“肥”，已经不只是无效的资金，还有人。公司是唯一的主角，当业务不再增长，员工就成了这个有机体想要甩掉的“肥肉”。
收入没有增长，人员也不会增长
今年6月的字节全员会上，张一鸣和新上任的字节跳动 CEO梁汝波解释了公司放缓招聘的原因。
“DAU（日活用户数）处于平缓状态，但是我们 headcount每年按照相对固定百分之几十的节奏增加，那里面肯定有问题。”梁汝波说。
作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字节跳动的人员规模近三年每年都增长大约六成。它的收入在2018年同比增加200%多，后两年仍能每年接近翻倍。但一位接近字节跳动商业化人士告诉《晚点 LatePost》，字节预估今年三四季度广告收入增速将放缓至30%～40%左右，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