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两国领袖拜登、习近平16日进行首次线上会议，双方借此表视了分歧，不过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尖锐、刺激用语，一般认为这次会谈只代表彼此愿意进一步对话，两人手上的剧本应会再看情况发展编写。有趣的是，峰会前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又一次强调“拜登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这一点将持续下去”。之后习近平还是在视讯开头以“老朋友”称呼拜登，拜登也果然没有对“老朋友”一词给予半句回敬。
事实上，早自2001年，当拜登还是参议员的时候，中国领导阶层对他就有一定的认识，尤其他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还扮演了重要的助力。直到担任欧巴马副手，据称他和习近平多次会面，光他个人飞行中国的里程就高达1万7千英里。2013年拜登为缓和军事紧张以及美国驻中记者遭驱离一事访问中国，习近平当时即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上称拜登是“我的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这说词，便在美国去年总统大选期间不断被用以质疑拜登的对中立场，此一时彼一时，当下美国人对中国（共）的反感达到过去未有的程度，民意所趋，拜登当然会想澄清并没有“老朋友”这回事。最为撇清关系的一次，应该是2020年2月民主党初选期间，拜登于一场辩论会上再被挑战他和习近平的交情，当时他的答复是：“我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与习近平相处的时间比当时任何世界领导人都多，如果能当选，我很了解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人。”而“这个人（习近平）骨子里完全没有—哪怕是一点点—民主精神”“这家伙就是个流氓。”
当时他还在争取提名，所以就算用词辛辣，或许也只为赢得关注。之后，当拜登正式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待选举进入白热化，用字遣词必然会根据需要稍做修饰。不过，他口中的中国尽管未达他称俄罗斯为“对手”（opponent）之等级，但也成了一个“严峻的竞争者”（serious competitor）。
对美国人来说，模棱两可的说法经常不甚讨喜（尤其在谈判桌上），因为他们在乎的是说出的话能有助于接下来的实际行动，所以最好是用确切语言传达讯息，只要对方能清楚明白你的意思，你的语言就是有效的。我们或可借由美国认知心理权威史都华的研究，进一步理解美国人用语的内在，例如史都华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喜好用确切的语言，主要基于这块土地长久以来务实处事风格，有时为了避免英文词汇本身的模糊性，则常会使用双词并置等强化修辞的技巧，去凸显说话者的精确用意。
于是，拜登说中国是“严峻的竞争者”（serious competitor）便是典型例子，把一个形容词加在一个原本可能词义略为含混的名词之前，相互呼应，对美国人来说，这便足以表现出务实的美式思维，而如果这样对方再听不懂，他们恐怕也没辙了。
若从美式英文角度理解，拜登那时的对中立场应该已算明确定，直到今年6月，拜登在一场记者会上，面对福斯电视记者刻意问他是否会以“老朋友对老朋友”的方式，要求中国配合调查Covid-19的起源，关于这个问题，他原来最想澄清的是：“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彼此很了解，但我们不是‘老朋友’，这（调查Covid-19）只是纯粹就事论事（It's just pure business.）。”
这样一来，我们不太了解的反而是习近平了。虽有一说，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主要领导人），在褒称长期对中友好的外国人士时所使用的正式用语，过去在《人民日报》曾频繁出现，被称的对方多半是欣然接受，从来没有人会特别澄清“我们不是”。德国总理梅克尔卸任前，在和习近平最后一次的视讯中也得到同样称呼。
而今，问题就在当对方不只曾直呼你为“流氓”，又外交辞令的使用也来到“严峻的竞争者”，尤其自始至终不承认和你之间属于“老朋友”的关系，还要请发言人、幕僚对外代为特别强调，彷佛就是要昭告天下，为什么习近平还是坚持要以“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看到‘老朋友’感到很高兴。”为开场？更何况视讯会议开始稍早之前，白宫发言人沙琪不才又再次提到：“我可以向你（记者）证实，他（拜登）还是没将他（习近平）视为老朋友。”
在对方已经如此直白下，习近平仍继续强称对方是“老朋友”，就算是共产党制式用语，也令人有些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