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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因不敢说句公道话 遗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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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的电话,说贺惠君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是的,晚了。40年来,我一直想对她说的一句话,终于没有对她说出来。没有想到,她竟先我而去,我永远没有机会对她说出来了,这将成为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我将一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罪之情,折磨我一生,无法自赎。

我知道贺惠君是在1947年。我调到川康特委,领导成都市的工作,王宇光和贾唯英向我介绍成都市的学生工作时,说到了有个在成都中学生中很活跃的“贺小妹”,年龄不大,却比较成熟,许多学生,都愿意跟着她,叫她为“贺大姐”。所以后来成都市委下面的中学区委,就由她负责了。1947年秋我曾到成都她的四道街家里去找过她。那么年轻,却说得有条有理,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尊她为大姐,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叫她为贺小妹,并且一直叫到1949年后的许多年。

1949年以后,我在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她正在以彭塞为首的团市委工作,她的许多青年伙伴,也在团市委工作,我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每次我到他们那里去,一进门就听到欢声笑语,十分欢快。我那时刚跨过青年的门槛,在机关为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气氛所包围,突然精神解放似的,我真感到是进了“青年乐园”了。他们不习惯叫我的官名,还是像1949年以前一样叫我“老马”,我也还是老彭老陈地喊他们,我还是叫贺惠君为贺小妹。生活是美好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主动和积极的。

但是这种精神愉乐的日子并不长,在1955年突然出现的所谓“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莫明其妙地卷了进去,涉嫌为胡风分子,成为审查对象。我所以感到“突然”,是因为1949年以前,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胡风是反革命嫌疑分子,只告诉我们胡风一群人是进步人士。我们组织的一些青年组织和进步活动,有他们的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某些文学活动,我们的某些青年也参加进去。现在突然要把他们中的一些青年,当胡风嫌疑分子进行审查,他们感到不可理解,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其中就有贺惠君。

在肃反运动中,贺惠君对于机关肃反中的大胆怀疑这种过火做法,表示异议,对于她大概又受到清查而表示不满。于是在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贺惠君又对肃反中的事提出不同看法。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反对资产阶级的“阳谋”,接着整风还没有开始,便转入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了。这一下不得了,贺惠君当然成为斗争对象,被押上批判台,被大批特批起来。

一次示范性的省级批斗大会在成都红照壁大礼堂举行。各机关的领导都被通知参加,各单位反右派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有一部分代表到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礼堂,这不仅因为贺惠君是我所熟知的人,还因为我那时也正陷于一种狼狈的境地。我们省政府建设厅也曾经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因为是工程建设单位,知识分子成堆,提的意见不少,且很有水平。我在号召时也说过一些颇有质量、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煽风点火”的话,因为我也是知识分子呀。最糟糕的是我们把大家说的话都奉命原样地记录下来,打印成册,送到四川省委工业部去了,我说过些什么,当然也原样地记在上面。如果有人要把我说的这些话加以编织,汇报到领导面前,而省委领导意欲理抹我时,那就不堪设想了。还有一件事更一直叫我忐忑不安。我们建筑设计院里有一个总工程师,是很有本事的建筑师,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只是平常爱说怪话,这次也鸣放得可以。但是我以为他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在审查上报请批右派名单时,我没有同意专职政治工作的副厅长的意见,把他从名单上拉下来了。但是在我出差在外时,副厅长还是把他以专案报到了省委工业部,定为极右派,而且得到省委刘部长的批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建设厅那位副厅长说了我什么,我回来后,刘部长马上叫我去。一见面就很严厉地批评我:“你怎么把一个极右派打丢了呢?”我作了解释,以为这个人我很了解,算不上是右派。刘部长森严厉色地说:“包庇极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我听了大吃一惊,还能说什么?只得赶快同意划那个总工程师为极右派。从此以后,我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揪出来。我那天就是怀着这种不安心情,参加红照壁批判大会的。

我进了礼堂坐在前面几排里。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而然,我们四川省委多年的第一把手李政委看到了我,特意招呼我,叫我坐到他的身边去。真是想躲也躲不脱。我心里惶恐,却装得乐于从命的样子,坐到他的旁边。除了一般寒暄,他没有说什么,我更不敢说什么,只是心情更紧张。

批判大会开始了。我记不得是不是第一个就批斗贺惠君,反正她是这次批判大会的主要对象。她被弄上去站在台上,但她并没有低头,还是那么冷然的样子望着台下。我不敢抬头看她,生怕她看到了我。我心里正琢磨着,为什么李政委要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去?莫非是我有什么问题,会到了时候,被他点名站到台上去?刘部长是不是把我打丢一个极右派的事向他汇报了?我的心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竟然不知道贺惠君按规矩先自我交待些什么,也没听清楚已经有多少批判勇士上台去批判贺惠君了。忽然李政委对我说:“你应该上台去批判她,看我对你们到底怎么样,你不是被提拔为省建设厅长了吗?她不是被推举当了团中央委员了吗?”

我终于明白,李政委前几十分钟那么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边去,是早有预谋的,是要我充当他的打手,上台去批判贺惠君,这对于贺惠君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了。李政委点名要我上台去批判自己的老部下,我该怎么办呢?特别是睁起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当时我的心里真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如果我拒绝了李政委的指示,后果不堪设想。省委工业部长就坐在我旁边,他的话言犹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贺惠君,加上说我放走了一个极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李政委那看着我的眼睛,在我看来,不仅严厉,甚至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台去要求发言。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说李政委如何重视如何提拔党员,我被他提拔当了建设厅长,贺惠君被提拔在省团委负责,且被推荐为团中央委员一类的话,批判贺惠君是胡说八道,有意攻击李政委,是反党的行为,如此等等。讲了几分钟就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的时候从她身后走过,连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简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却感到很满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

散会了,我几乎难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贺惠君的心里一定流着血,或者她正在心里痛恨我,不讲良心,这么卑鄙。然而我的心里也流着血。这算什么呢?我上台去说的那些混话,就像刀子一样,把一个一直尊敬我对我好的人伤害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批判作为主要的根据,把贺惠君定为右派。贺惠君这个右派是我冤枉她把她打成的。我为了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便冤枉了好人,我还算个什么玩意儿呢?

果然,不久就听说贺惠君被打成右派了。从此以后,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在我心上挂了起来,不得解脱。

从此我再也不敢看到贺惠君,不想见到她,她却偏偏来看我。她到我的机关门口传达室,说是为她们杂志社一件事要来采访我。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但她既然来了,而且是为了公事,我是不能不见她的,只好请她到我的办公室。她一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努力掩饰我不安的神色,她却是像过去一样,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好像已经把过去那件不愉快的事抛诸脑后了。我真想向她表示我的歉意,但是我的面子作怪,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心里自我宽解,也许她早已忘掉我那次对她的不光彩的表演了。但是她告辞走后,我却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中,对她进行无端的揭发,使她定性为右派,一定起了关键的作用,她怎么会轻易忘记我呢?她不过是给我面子罢了。我心上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

一直到“文革”之后,对右派开始平反了,我正巴不得她会很快平反时,便听到她已经平反的消息,不久听说她已经恢复工作,到省旅游局担任副局长了。我很高兴,似乎我心头的包袱也因此而减轻一些;然而我那羞愧的烙印,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无法平复。一想起来,便觉不安;总要当面向她道歉;可是我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公开向她道歉;甚至我在讲话时说到这样的意思,也不敢提她的名。我心里想,时间还长呢,机会有的是,再找一个合适的场合吧,就这么拖延下来了。

然而我心上包袱并没有解下,愧疚之情总是时时啃蚀着我,叫我难安。我们的年纪都越来越大了,虽然她的岁数比我小得多,应比我晚“走”,在我的有生之年,总还有机会吧,但是总得抓紧才好;这与其说是我向她道歉,叫她尽释前嫌,还不如说是我必须向她道歉,才能解除我心头上的惭愧和不安。我得赶快,一直拖到,我在北京接到李致的电话,说贺惠君突然走了。

于是我失去了自我赎罪的机会,而且永远地失去了。我将带着这种失悔走过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蚀。即使我从北京回来,在医院里见到她的爱人詹大风,向他吐露了我的羞愧之情,追悔莫及之情,也无济于事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就是我现在来写这篇悼念贺惠君的文章,又能减轻我的罪责多少呢?

这是我一生永远的遗憾。

(本文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360doc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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