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题搁置已久，近承洪光华君托请，收到《瓯越此门两代贤》展览图册，有刘节《我之信条三则》手迹，乃检书匆匆写出。
此篇主要是“钞书”，不必作为文章看待。然则我钞的文章，却是比我自己的文章重要多了。
第一个文本
1953年，汪篯受命南下广州，动员他的老师陈寅恪到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于是就有了《对科学院的答复》这一著名文本。摘录如下：
(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9－113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
这一文本世已熟知，议论亦多，论者似多强调陈氏掷地有声的大勇，这自然不错；但我想强调，陈氏同时说明，“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他要坚持的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故我以为他的本意，其实是要求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学术空间，一种学术上的“消极自由”。
这一点，前一阵我已谈到过：“一般老是突出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要求不学习政治，不信奉马列主义，其实他本人的意思是强调不想介入政治，只是希望政治不要影响到个人研究学问。所以我觉得他要求的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东西，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说，就是他并不是追求‘积极的自由’，而是要求‘消极的自由’，他的不是要做斗士，不是要做公知，他只是追求做好一个学人，能够保持自己做学问的独立，他要求的只是这一点。”
第二个文本
在文革期间，陈寅恪的弟子刘节留下了一个札记式的文本，《我之信条三则》。摘录如下：
(杨瑞津藏，据《瓯越此门两代贤: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温州博物馆、衍园美术馆)
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我之个性偏于静的方面，自以忠于研究学问为最适宜。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学问的好坏全在他的力之强弱上。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立，即是自立系统，达，即是通达无碍。凡是能立、达人的人，必定他自己真有所立，确是通达，然后才能立、达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决不能把为学同做人分成两段，此所谓一本之学。做学问的最大需要是精神上的。……我现在客观的生活很令人烦闷，而心中则无一毫痛苦，此即不矛盾之乐趣。……
……凡是恶势力其破坏人无所不用其极，威逼利诱还不算厉害，最厉害的莫过于制造空气来动摇你心理上的常态，使你逐渐失掉自信心，觉得害怕、觉得前途无望，而自己投降。所以我须预备下满腔能死的精神，才能有长生的出路。（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曾宪礼编《刘节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附录，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对这一文本，过去我曾有评论：“这种将治学与为人打成一片的信念，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对于现代的芸芸众生虽嫌过于理想化，但刘节以本人的身体力行，竟完全实践了这种高远理想；他不仅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可称古代中国‘士’的楷模。《我之信条三则》这篇写于文化浩劫中的短章，在我看来，实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光辉的文献之一，可与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先后辉映。在‘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今日，在以学术为职业而非以学术为志业的时代，对于刘节的学术理想，我辈即不能致，也仍应心向往之。”（《中大人物所见的大学精神》，《人物百一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现在来看，刘节强调“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这当然也是要求一种“消极自由”。——因胡风案落难的张中晓曾有这样的话：“只要真正的探索过，激动过，就会在心灵中保持起来，当恶魔向你袭击，它就会进行抵抗。”（路莘整理《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刘节与张中晓的知识背景迥然不同，但面对横逆之来，他们的反应不是很相似吗？
据刘节之子刘显增说，刘节日记1966年9月26日有“晚写感想五百字”，可能即指《我之信条三则》，而这正是刘氏被批判并戴高帽的时候（《刘节日记》，下册第500页）。如是，这一文本就是他在面对专政与群众双重压迫时的内心独白。
第三个文本
以上两种文本，《对科学院的答复》不必说，《我之信条三则》也早受瞩目，而我也谈不上有新的看法。我真正想拈出来讨论的，其实是第三个文本，吴宓日记里的一处内容。
1951年4月15日，友人劝吴宓焚毁日记和诗稿以避祸，他遂有以下的自我陈述：
(据《吴宓日记续编》扉页)
……宓虽感其意，而不能遵从。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夫宓苟有实际作为之意，则当早往美国，至迟1949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
而乃宓拒却昀（按：张其昀）、穆（按：钱穆）之招，甘愿留渝，且不赴京、沪、粤等地，足征宓已死心塌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是则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3）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立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
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于罪刑，又奚敢辞？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依违唯阿，卑鄙已极。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以上乃宓真实之意思，亦预拟之供状。（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112页）
这一大段文字，似未见有人讨论过。就时间来说，此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已山雨欲来，这是吴宓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时代——的一个秘密宣言。他自承“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只是要做“草间偷活”的吴梅村，而非遗老顾炎武，甚至批评自己“依违唯阿，卑鄙已极”，但他的态度，终究是要坚持最低限度的知识尊严。为人处世，可以退让，可以妥协，然而终有不可自我否定者在，终不能连记录自我言行都不可为。“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这不也是在要求学术上的“消极自由”吗？
众所周知，吴宓是陈寅恪的故友，但他是个很不通世故的人，比之陈寅恪，他实际上更加迂而勇。在陈寅恪、刘节之前，他发出了这个捍卫内心自由的声明，我以为是可与《对科学院的答复》、《我之信条三则》这两个文本鼎足而三的。
总结一下，陈寅恪、吴宓、刘节三人，其关系或友或师，可归入同一个学术群体。以上三个文本，则体现了他们在学术遭到政治压迫时的一种抵制心理，一种捍卫内心自由、捍卫为人为学底线的努力。在政治黑云压城之际，知识分子无法对于“武器的批判”和意识形态的“俗谛”作公开的积极的反抗，只能凭一张安静的书桌，维持个人的学术理念和良心自由。一介书生，所求者学问，他们不是殉道者，不是烈士，他们要的只是“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然而，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时候，在知识分子尽折腰的时候，在全体热烈鼓掌的时候，能坚持其“消极自由”，又何其难，又何其勇！
陈、吴的反应，大体是针对“思想改造”的压力，而刘节针对的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压力。相较之下，此时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刀霜剑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比1950年代初更为噤若寒蝉，因而刘节的反应我以为是更为难能可贵的，可与梁漱溟在1974年批孔运动中“匹夫不可夺志”的态度相提并论。他们代表了知识分子在被践踏到最低处之时的不屈意志。
当然，三人情况不同，地位不同，对底线的标准也不尽同。相对来说，陈寅恪地位最尊，更有所恃，故他的陈义也最高，坚持的更多是为学的底线，而吴宓、刘节坚持的更多则是为人的底线。但不论如何，他们共同捍卫了学术的尊严，捍卫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说到底，是捍卫了人的尊严。
“消极自由”是我们最后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