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止暴制乱”之后，街头抗争绝迹。政府严厉实行强制“安心出行”闭关锁港追求病毒零容忍，大家又贴贴服服顺从指引。镇压机器要显示威权威严与效能，一时苦无出处，手痒难止，于是发动了“野猪格杀令”，企图猎杀每一只出现在都市，游逛觅食的野猪。
港府的捕杀野猪令，一开始便引起动物保护人士抗议。截至11月15日，动保人士发起要求渔护署收回市区野猪格杀令的联署数已达六万。最新更有兽医业界包括兽医、兽医护士和兽医学生发起联署，要求政府收回杀猪令。联署表示：“野猪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原居民，与香港人一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在以往，野猪和香港人的关系和谐，发生野猪伤人的案例极少。过去十年间只录得36宗野猪伤人个案，实在是少之又少…如今渔护署视野猪出现在市区为死罪，见一杀一，实在是极不可取的作法。”
兽医业界建议政府“撤回是次定期捕捉及人道毁灭野猪的措施，以及排除重启野猪狩猎队的计划。取而代之，应实行人道的措施以达至控制野猪种群数目之效，例如大规模地进行绝育手术、施打绝育针，配合长期的成效监管等。”
政府发动滥杀动物，最后遇到公民和专业、科学人士反对，变成政治事件，其实是香港走向极权的一个表征。极权都有嗜血本性，但在其羽翼未丰，还未有能力大规模屠杀人民之前，往往要靠屠杀动物来满足其杀戮欲望。
中共进行激进农业集体化之始，便曾发起包括杀光全中国麻雀的“除四害”运动。1955年，毛泽东首次批示，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消灭老鼠、苍蝇和蚊子，没有多少人反对，但麻雀竟然也成为要被杀绝，原因是有政府官员认为麻雀会吃谷物等农作物，令农业减产，所以为了推高农业产量，必须要杀光麻雀。1957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清楚指示中国要成为“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党中央要杀尽麻雀，引起当时还有点自主性的科学家反对。他们引用外国经验，指出麻雀食粮，农作物只属少数，而麻雀会吃田里的害虫，万一麻雀被杀光，害虫少了一个厉害天敌，反而对农业有害，还会做成生态大灾难。科学家的质疑，受到党中央攻击，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雀是害鸟无须怀疑》一文，认定“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一锤定音。
1958年，中共在展开大跃进时，也正式展开屠杀麻雀运动，全国城乡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四出用火攻、枪击、石头等方法见雀即杀，也烧毁雀鸟栖身的树木，捣毁鸟巢。党也动员文艺媒体机器，大肆歌颂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
最后，麻雀大屠杀一如科学家警告，带来生态大灾难，加剧了大跃进导致的农业失收，中共也静静地结束了杀麻雀的运动。但曾反对过杀麻雀的科学家，在文革时都被指反对毛主席，被清算加害甚至鞭尸。
现在的特区政府，并没有当年中共和毛泽东的动员力和号召力，动员政府部门杀猪，恐怕也是甩甩漏漏，甚者可能发生警察和鱼护被野猪追赶的场面。特区的杀灭野猪运动，只是中共杀灭麻雀运动一个滑稽的翻版闹剧，但却透露了当政者的极权冲动。市民和野猪都应该加强警觉，小心走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