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那么“取之于行政，还之于行政”，国企的税率高，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司马南对“国企改革存有很大问题，国企而非民企才是国家的经济支柱”进行论证的方式，可谓是完全不负责任。他得出的结论，对民营经济来讲，更加不公平，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
其实，民营经济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在今年9月份的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致辞时便已说得很清楚：
“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要知道，中国的民营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初步建立，时至今日，也不过出现了40多年而已，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然在方方面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9月25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向社会发布“中国企业500强”名单中，前10名全都是国企，民企排名最高的是第13名的华为。图片来源：中国企业报
可是，对于如此重要的民营经济，许多人不仅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甚至还仍旧带着偏见与敌视的眼光去看待它们。
当然，这与人们的心理认知有关。
从古代到现代、东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包括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孔子对于商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评价。
《圣经》中说“爱钱是万恶之源”。“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延续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中，商人永远排在最后。
哪怕到了当代，人们在新闻、电影、各种社会问题当中，看到的民营企业与企业家的形象，也大多是负面的，“无商不奸”“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说法流行于整个世界。
但这种心态会带来许多问题，人们往往过于重视企业所有者的个人利益如何，而忽视了民营企业在经营中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一文中提出的：
“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在做什么？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以寻租的方式分配财富，将社会已有的财富据为己有？”
张维迎，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著有《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
张维迎的判断是，多数民营企业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为何中国经济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为什么中国人均GDP可以从300美元增长到10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然而，即便民企的作用重大，它却依然要受到许多人的敌视，更要长期承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是行政压力。
由于官员手中掌握的裁量权很大，使得企业活动常常受限于行政许可。很多企业家在应对市场风险的同时，还要忙于应付行政问题，疲于奔命，很难将全部精力放在创造价值的市场经营上。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国企。
国企和民企间的竞争，从来不是公平的，国企享有许多政策和法律赋予的特权，而民企在融资、市场准入等方面，始终遭受法律或行政上的区别对待，这使得民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脚。
可反过来，拥有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排他性地位的国企，经过大量研究证明，在效率上难以与民企抗衡。
一些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落败，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本应被淘汰，却仍旧依靠行政补助而苟延残喘。
部分国企利润高，甚至进入到了世界500强企业的行列中，但核心原因并非是企业的技术先进或产品优异，而是由于行业垄断地位，或拥有许多免费或低价资源的使用权，从而在成本上大大领先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
这也是为何许多人都在呼吁，要进行“国企改革”的原因之一。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也与国企有关。
过去30年间，中国的高增长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随着劳动成本增长，出口愈加困难。因此，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将重心转移到创新上。可国企由于自身的特性，很难具有创新性。
因而，这一转变能否实现，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民营企业。否则，一个创新性不足，劳动力又不够廉价的国家，在未来必然会面临竞争力不足而被淘汰的问题。
这些因素，再加上少子化与老龄化等不断加剧的问题，便使得通过改革国企、松绑民营经济来释放市场活力，变得越发刻不容缓。
2010-2020年间，中国总人口与出生率统计。
因为究其根本，这样的做法是在将资源配置到对国民财富的积累、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好的地方，是为了使全民的总体财富能够得到更大的增长。就像张维迎所言：
“考虑到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其他的未来场景也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民企不能成长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我相信中国经济会在将来遇到大麻烦。”
它关乎的并非个人利益，也非行政权力，而是全体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