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生活方式
维吾尔网络世界过去不是这样一个处处陷阱充满压迫的空间。2011年，当我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做民族志田野调查时，自治区才刚刚开通了3G网络。2014年再来时，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成年人都使用上了智能手机，维吾尔语 app的下载量显示，1200万维吾尔人口中约有45%拥有智能手机。很多维吾尔人开始用微信语音和视频和在农村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用手机购物和销售产品，了解世界大事，和国内外的维吾尔人交朋友。年轻的电影制片人可以即时和成千上万的关注者分享自己的短片和音乐视频。通过网络，像维吾尔英语教师Kasim Abdurehim和流行偶像Ablajan这样的文化名人（他们后来被政府归为“不放心人员”）一夜之间就产生了上百万的粉丝群。
从政府的视角来看，最值得担忧的现象是一些身在在中国和土耳其、未经国家批准的维吾尔宗教导师取得了深厚的社会影响力。从1950年代开始，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向新疆大量输送汉人定居，对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教、突厥文化认同和维吾尔语言，就一直是对汉族文化规范和中国世俗价值观的一种抵抗。在新疆进入被定居者殖民数十年的阶段之前，逊尼派伊斯兰教和突厥认同就为两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提供了基础。出于这两个因素，再加上对维吾尔文明的建筑环境（传统房屋庭院、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苏菲派的麻扎）深深的依恋，多数维吾尔人哪怕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强制同化的种种运动，仍然感觉与殖民者大相径庭。
国家政府时时刻刻都想要消除这种差异。从1958年毛泽东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国家限制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民族进入清真寺，禁止进行伊斯兰葬礼习俗和学习伊斯兰知识。几乎不存在不受国家控制的伊斯兰学校、不受国家认证的毛拉。18岁以下的年轻人禁止进入清真寺。过去十年中，随着社交网络在维吾尔人当中传播，出现了一个虚拟空间来探索和了解作为穆斯林的意义，这也让维吾尔人感受到维吾尔认同首先源于信仰和语言，感受到他们对原生传统生活的渴望，感受到自己属于从乌鲁木齐延伸到伊斯坦布尔的突厥穆斯林社群。
因为网络，数百万维吾尔人对自身的伊斯兰实践是否虔诚有了新的思考，也同时了解了如何自救和创业。他们开始想象逃离这个剥夺他们基本自由的威权国家，如何在不能申请护照，就业歧视，和失去土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他们开始寻找与中共官方强加的现代化所不同的现代生活的可能性。与其永远被汉文化视为他者（不像汉人，不说汉语），他们更愿意从焕然一新的突厥和伊斯兰价值观中，寻找普世的、当代的文化身份。他们可以接受穆斯林世界的清真食品标准，穿从伊斯坦布尔进口的最新服装，和中国的汉族社会保持距离。从土耳其和迪拜进口的食品、电影、音乐和服饰，成为一种区隔标志。女人们开始戴头巾，男人们开始了一日五次的礼拜，不再抽烟和饮酒。有些人认为音乐、舞蹈和电视也要避免。
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汉族官员把这种网络推动的宗教虔诚看作是维吾尔族的“塔利班化”。和其他迁入新疆的汉族人一样，他们渐渐觉得去维吾尔地区变得不安全了，在虔诚的突厥穆斯林周围感觉不适。官员们常引用昆明火车站事件，以及北京和乌鲁木齐的驾车伤人事件，来说明全体维吾尔人已经被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操控。
对汉族官员来说，维吾尔社交网络尽管非常“危险”，也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控制手段。2009年7月5日，维吾尔高中生和大学生在Facebook和维吾尔语的博客上组织示威游行，为在东莞玩具厂被汉族工人杀害的维吾尔工人维权。几千名维吾尔人走上乌鲁木齐街头，要求政府对他们死去的同胞作一个回应。当武警暴力镇压时，很多维吾尔人推翻了公交汽车，袭击了汉族路人，最终据报道导致190人死亡，大多为汉族。随后几周，上百乃至上千的维吾尔年轻人被警方带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互联网自此关闭了九个月以上，Facebook和Twitter被封锁。
2010年新疆的互联网恢复运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Twitter及其他非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不见了。之后不久，国家安全部门、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私营企业开始逐渐瓦解维吾尔网络的自主权。大部分的维语网站从自由的虚拟世界，变成了能让政府机关用技术手段学习和预测犯罪行为的场所。2014年的反恐怖主义法定义模糊，几乎把维吾尔人的几乎所有犯罪行为都当成了恐怖主义的表现，小到偷了汉族邻居的一只羊，大到抗议抢地和拆迁。新法规将宗教虔诚视作“极端主义”，并将其与宗教暴力混为一谈。新疆安防技术工业不断膨胀，从几家私企扩展到1400多家公司，聘用了几万员工：从底层的维吾尔族保安到汉族的摄像头安装工，从电信工程师到编程人员。习近平政府宣布新疆进入紧急状态，反恐人民战争打响，伊斯兰恐惧症制度化。
智能恐怖
到2017年，新疆经历了三年的“严打”政策。三年间，便民卡制度已经让维吾尔人的家园成了一座露天监狱，成百上千的警察监控着被国家杀害和“被消失”的维吾尔家庭。此后，政府又有了新战略。新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推行了“转化”维吾尔人的政策。当地官方使用了公共健康领域的语言，把“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称为互相联结的“意识形态的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