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网络数字世界让未经批准的伊斯兰教信息得以流传，政府官员便下令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侦察和根除这些邪恶信息。早在2015年，习近平就宣布网络安全是国家首要任务，现在党内高层给中国科技公司更多激励来研发技术，帮助政府控制和改造维吾尔社会。政府招标了数十亿元的合同来奖励科技公司在整个新疆建立“智能”安防技术系统。
推行“转化”政策的时间点，刚好和2017年公安部门研发的人工智能“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同时。美亚柏科(Meiya Pico)开始向地方和自治区政府出售可以侦测图片中维吾尔文字和宗教符号的技术，这项技术就是由国家资金赞助的。该公司还开发了自动转写和翻译维吾尔语语音信息的软件。
海康威视(Hikvision)推出了能够自动识别维吾尔面部特征的软件。具备人工智能的程序已系统学习了众多不同种族的人脸图像数据库，再加上可以在弱光条件下工作的高清摄像头，当一个人走在街上，这些技术就足以从面部形状和肤色来判断其的民族身份。立昂技术(Leon)的发言人对中国领先的一家科技出版物说，这些摄像头整合了立昂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识别可疑的行为和个人。其他程序包括自动搜索维吾尔人的网络活动，跟学校、工作单位、银行、医疗和生物识别数据库相对照，可以预测和寻找异常行为者。
这些新技术的部署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技术培训。新疆招聘了超过十万名新警察，他们的一项工作就是实施Alim所经历的“体检”，给全自治区几乎所有人建立生物识别档案，然后从各个角度扫描他们面部的不同表情，创建面部签名，于是就有了高清的个人表情档案。所有的维吾尔人必须安装净网卫士应用程序，他们在手机上说了什么、读了什么、写了什么，以及他们联系的所有人都在监控之下。
高级别的警察大多是汉族。他们负责对整个穆斯林人口做出定性评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深度学习系统提供基于访谈调研的更复杂的数据。面对面访谈之后，片区警察对新疆超过一千四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做出评估，决定他们的属于“放心人员”，“一般人员”，还是“不放心人员”。他们评估的依据包括这些类别：是否维吾尔族、年龄段、是否无业、是否每日礼拜、有无未经许可的宗教学识、是否持有护照、去过26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曾签证逾期、有境外关系人、曾在家教过孩子伊斯兰教知识等等。被判定为“不放心人员”的会被送到看守所，经过审问、认罪、和指认其他“不放心人员”等程序。通过这种方式，警察会决定一个人是否应该送去称为“教育转化中心”的集中营。
这些评估不是一次性的。很多穆斯林通过了第一次评估，但后来又被拘押，原因是被别人指认为“不放心人员”。数万名维吾尔人被捕的案例都是由于多年前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当作证据，来证明他们需要被“转化”。国家另外安排了110万名汉族和维族“大哥大姐”到维吾尔家庭进行为其一周的长期评估，成为不请而来的“客人”。在这段时间内，这些人会评价这些在集中营之外的维吾尔人的“安全”程度，强迫他们参加某些伊斯兰教派认为不虔诚的行为，比如喝酒、抽烟和跳舞。作为测试，他们会给维吾尔家庭的主人带来食物，但不说里面的肉是否清真。这些“大哥大姐”尤其关注的是，过去十年里有家人被警察击毙或带走的维吾尔家庭。他们会寻找任何反感或对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不积极的迹象和态度。他们会给孩子们糖果，来让他们报告自己父母的真实想法。所有的这些信息都会被输入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里。
“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永远在维吾尔人生活的背景里运行着，学习着。政府的希望是它最终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力资源。最终的目标是在自治区加强安全控制的同时，解放安防劳动力，并将其转移到“教育转化中心”的工作上去。
量化的自我
我第一次面对人脸扫描仪是2018年，在乌鲁木齐南城维吾尔聚居区的一家酒店里。前台的男人用维语告诉我不用扫描人脸注册，因为我有外国护照。但当我坐高铁离开乌鲁木齐时，汉族警官指导我该如何扫描护照照片，并让我站好，好让摄像头清晰地拍到我的脸。一个小时后，我在吐鲁番出站时，必须在当地派出所再次人工核对我的脸。负责的是一个汉族女警官，她让一个维族警察用她的手机扫描了我的护照照片，并将扫描结果和她对我的脸拍的几张照片进行比对。我问这有什么必要，她说“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经过了很多维吾尔族城镇和人脸识别检查站，很惊讶居然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但每次检查站的警官们似乎已经预计了我的到来。我才意识到，摄像头现在几乎可以像卧底警察一样精确地了解我的行踪了。我的运动轨迹也被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系统记录分析了，我也参与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系统的训练工作。
为了躲避摄像头，我坐了维吾尔人开的黑车，躲进了维吾尔语书店，和维吾尔小贩一起抽了手卷烟，问他们教育转化系统的问题。我盼望着躲进这些“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盲点可以保护和我谈话的人们。行程结束几周后我听说，警察长时间审问了另一个曾长期居住在新疆的美国人，打听我的活动。
美国的科技圈对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仍然存在怀疑。我见过的人工智能政策领域的很多专家，都谈到Jathan Sadowski写的一篇文章“徒有虚名的人工智能”，文中着重提到中国安防技术未能达到承诺的效果。他们频繁提到，深圳的一个系统本应该识别闯红灯路人的面部，然后将他们的身份投射到一个繁忙路口的超大屏幕上，结果系统无法跟上所有乱穿马路的人，还需要手动搜集数据，达到公共羞辱闯红灯路人的目的。他们指出中国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其实聘用了大量低收入的警察，来监控网络流量、查看摄像头拍摄的大量视频。就像美国的机场安检程序一样，很多专家认为，与其说是监控本身，不如说是监控的威胁成分，导致人们调整自己的行为。
尽管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质疑，但是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却能越来越多地自动识别网络上的伊斯兰教活动，造成百万穆斯林被拘押，这足以说明人工智能协助的监控和警务系统在新疆部署之后，造成了怎样的实际效果。就连在谷歌和其他企业工作的西方技术专家都坦言，中国科技公司现在已在计算机视觉技术方面领先世界，这都归功于中国直接资助科技公司在全国搜集、监控、利用、汇报数亿人口的个人隐私数据。
在乌鲁木齐以西1500公里的喀什，我碰到了几十个自称是“亲戚”的汉族公务员。这些“大哥大姐”当中的几位，用溢美之词讲述着他们在维吾尔农村地区感到多么“安全”。现在，维吾尔人生活的社区，对汉族人似乎安全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也跟踪汉族人的轨迹，但他们对这种监控的体验却是顺滑的。比如说在火车站，他们走的是预先许可的“绿色通道”，限制维吾尔人的科技却让汉族居民更自由了。
“去过喀什的人都会知道，那边的气氛真的是很凝重”，立昂技术的发言人在2017年的中国–亚欧安防博览会上对记者说。他的意思是说，那时候喀什感觉太过维吾尔了。是他们开发的一个人工智能项目改变了原本“凝重”的气氛，让汉族迁入者和官员们更能自由地呼吸了。他说，”通过这个项目的不断推进，我们在农村地区的视频接入就有一万多部，如此多的图像，会‘束缚’住很多看视频的人。我们急需优秀的技术，尤其是像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这类技术，来解放我们大量的警力、人力“。
事实上，“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和立昂技术帮助中国政府用种种方式“束缚”了维吾尔人——束缚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表达，把他们困在检查站和劳改营里。这些限制措施，以及维吾尔人受到压迫的景象所造成的结果，是汉族迁入者和国家政府感到了不断放大的自由和权力。
我在新疆遇到的汉族官员，常常拒绝承认，可能是年轻维吾尔男子失踪、时常被警察枪杀，国家霸占维吾尔人的土地资源，激发了维吾尔人之前一轮轮的抵抗。他们看不到国家禁止宗教教育，限制维吾尔人出国，广泛的就业歧视，与维吾尔人愈发渴望自由、公正、寻求宗教慰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严打，汉族官员觉得维吾尔社会的伊斯兰教信仰和政治抵抗明显减少了，也很骄傲地看到维吾尔人开始热情地学习“通用语言”，抛弃宗教节日，拥抱汉族文化价值观了。从他们的角度看，这套新的安全系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
一位和田的维吾尔生意人Dawut对我说，检查站和新安保系统的背后，是一个被掏空的维吾尔社会。来建立实行这套系统的政府官员、公务员和技术员似乎完全无视维吾尔的人性。国家看到的维吾尔生活只是计算机眼中所看到的那种。这让Dawut这样的维吾尔人感觉，他们的生命只是作为数据而存在着——屏幕上的编码，或是集中营里的人数。渐渐地，他们适应着这套系统，先是行为，然后是思想。
“维吾尔人还活着，但是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在墙里，”Dawut轻声说，“就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幽灵一样。”
（作家是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研究维吾尔人受到的剥夺、文化呈现，以及中国西北的“恐怖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