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文章由Darren Byler撰写，于2019年5月1日在《Logic》杂志上发表。中文版于一小撮(Yi Xiaocuo)翻译。
在中国的西北边陲，国家正以科技驱动着一种新形式的“恐怖资本主义”。
2017年，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男士Alim正在去见他朋友的路上，他们约好去一家商场里吃饭。这是中国西北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座城市，Alim的家就在这里。在商场入口过安检时，他让机器扫描了身份证上的照片，又把脸对准装备了人脸识别软件的安检摄像头。突然间，警报声响起，保安允许他通过。但几分钟之内，附近“便民警务站”的警察就围了上来，把他带到了警局。在这片突厥穆斯林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这种快速响应的警务站成千上万，几乎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个。
Alim的心在狂跳。几周前，他从国外留学回来，一着陆他就被警察从飞机上带走，理由是他被全国通缉。警察告诉他说他在国外是可疑的，属于“不放心人员”。随后警察进行了所谓的“体检”，收集了他的各种生物识别数据，包括DNA、血型、指纹、声纹和面部特征。在新疆，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经历了这些。（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将近3600万人通过这种“体检”，提交了生物识别数据，远远超出该自治区2450万常住居民的人数。）之后，他被带到了看守所，像这样的设施，也已遍布新疆各地。
过去五年间，中国开展了以科技驱动的“反恐人民战争”，这些看守所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由习近平政权正式发起，这场“战争”最初的名义是回应维吾尔人的示威，以及针对安全部队和汉族平民的袭击。然而，示威的起因则是几十年来，对于民族歧视、警察暴行、维吾尔人失去土地的愤怒和绝望。自那以后，中国政府根据其含混不清的反恐怖主义法规，开始将维吾尔人所有表达伊斯兰教信仰的行为，都视作了宗教极端和民族分裂的迹象。如果被怀疑犯下了这样的罪行，这样的设施就是第一站。仅仅2017年，就有超过一百万突厥穆斯林这样遭到了拘禁。
在看守所里，Alim不能睡觉，吃饭，还会遭受长达几小时的审问和辱骂。他在与我交谈时说，“整个过程让我极度虚弱，到最后我甚至在受到审问时歇斯底里地大笑。”其他被拘押者也透露，曾遭到痛苦的束缚、折磨、电击，和长时间的单独禁闭。在接受审讯之外的时间里，Alim和其他二十几个维吾尔男子被关在一个14平方米的牢房里，有些看守所的牢房里甚至关了六十多人。曾被拘押者说，他们只能轮流睡觉，因为没有地方让每个人都躺下。曾在看守所被拘押数月的维吾尔女士Mihirgul Tursun告诉我，“他们从来不关灯”。
在新疆各地的成千上万个检查站，维吾尔人都会被查手机，这些被拘押的人士往往就是因为他们手机上的社交媒体 app里被查出有宗教或政治内容。尽管从任何法律意义上说，这些内容并不构成真正的犯罪证据，但任何与伊斯兰信仰有关的电子记录，或者和任何犯过这种含糊“罪行”的人有牵连，都可能让一个维吾尔人落入看守所。原因或许是其他被拘押者的手机或微信里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或许他们曾在微信朋友圈里发送过穆斯林在祈祷的图片；或许多年以前他们曾发送过或收到过公安部门认为是“意识形态病毒”的伊斯兰教教导——也就是未经国家认证的，所谓的“野毛拉”的讲道；又或许是他们的某个亲戚移民到了土耳其或其他穆斯林为主体人口的国家，用国外的号码加了他们的微信。仅仅是有个家人在国外，或是像 Alim一样曾经出过国，也常常会遭到拘押。
不用社交媒体也会招致怀疑，还有试图破坏SIM卡，或不带手机。由于不知道如何避免被拘押，有些维吾尔人把旧手机埋在沙漠里，有些人把旧的SIM卡装在小袋子里挂在树梢，或把存有伊斯兰教义的SD存储卡包在饺子里冷冻起来，期待有一天能让它们重见天日。也有人放弃了任何保存伊斯兰知识的希望，秘密地烧毁了数据卡。扔掉数码设备已经不是办法了，维吾尔人害怕这些设备会被警察们找回并追溯到主人的身份。公安部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从每天几百万条的社交媒体内容中，扫描宗教图片，据称就连2017年前删除的“违禁”内容都可以查出。
看守所里大多数维吾尔人的下一站不是长期徒刑，就是被无限期地关进不断扩张的大型集中拘禁营里，中共官方称其为“教育转化”中心。这些集中营相当于有中级安全级别的监狱，有些配有强制劳动的工厂，它们的运营目的是训导维吾尔人背弃伊斯兰身份认同，接受中共官方世俗和经济的原则。这些集中营里禁止使用维吾尔语，被拘押者必须学习汉语（中国主要人口汉族的语言），现在被称为“国语”。目前只有极少数的被拘押者从这种“再教育”系统完全释放。
Alim算是比较幸运的。两周后他被放了出来，后来他得知是因为一个亲戚帮了忙。直到他在商场里被扣押的那一刻他才知道，他已经登上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黑名单，这个区域数据平台使用人工智能来监控新疆各个城市里的无数个检查站。只要他进入任何当地派出所管辖区域里的公共机构，比如医院、银行、公园和商场、经过其中各个检查站，平台都会立即通知警察。系统已经给他建了档案，并预测他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警察们告诉Alim，想避免被再次拘留，他就应该“在家呆着”。尽管从法律意义上他是自由的，但官方却用他的生物信息和数字记录将他画地为牢。他说，“我在愤怒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恐惧”。现在，这些数据成了幽灵，挥之不去地困扰着他。
无限的市场潜力
针对Alim和其他维吾尔人的监控和预测性归纳系统，是过去十年间中国新极权主义国安工业综合体的一个产物。目前，数十家中国科技公司正在研发和推广新产品来迎接新的“全球反恐战争”，这场战争首先在国内打响，而且侧重于科技战场。在这种新形势之下，战争机器更关注人脸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而不是无人机和海豹突击队。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而非美国，所谓的恐怖分子不是“野蛮的”外国人，而是本国的、被视为威胁当权者，阻碍国家资本主义扩张的少数民族。
现代历史上，针对受压迫人群部署的管制系统，不论是北美的日裔集中营，还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有色人种身份证，新技术的运用都至关重要。在中国，科技军备明目繁多，观察者已很难完全跟踪记录。新疆的监控网络遍布各处，从墙上的摄像头，移动设备里的芯片，到维吾尔人的面相特征。配备了人脸扫描仪和生物识别的检查站跟踪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净网程序记录着他们手机里的每一次点击。
还有一些程序可以自动识别维吾尔人的声纹、将维吾尔语语音转换成文字并翻译、扫描数字通讯记录，寻找任何可疑的社会联系，标记伊斯兰教的表述，识别对汉语不够热情的态度。深度学习系统可以实时从监控视频中识别几百万张人脸，以此建立起可以用于鉴别可疑行为的数据库，进而预测谁将会成为“危险”人员。这种由“计算机视觉”技术自动生成的预测，可以由数十种行为激发，比如穿着伊斯兰教服饰，不参加爱国主义升旗仪式或升旗仪式有缺勤，等等。所有的系统都整合到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上，供该平台从它监控的维吾尔人的日常行为中学习特征。
这种预测性算法号称会通过识别恐怖威胁，让新疆更加“安全”，但它抽取的生物识别和行为数据，来自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肉体。这些安保和监控系统之所以如此强大（利润想必也十分丰厚），是因为可以毫无限制地侵入维吾尔人的数字生活和日常行动。“反恐”的旗号给科技公司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来研发、实验、改进这些程序。哈佛大学学者Shoshana Zuboff在她最近关于“监控资本主义”著作中指出，消费者一直在泄露宝贵的数据，之后被资本势力捕获，使他们能够预测我们的偏好和未来行为，进而从中获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逻辑被推到了极致。对于中国的国安工业联合体来说，维吾尔人生活的首要目的只是产生数据而已。
被高压监控驯服之后，维吾尔人又作为劳工，输送进了中国制造产业。官方说辞将反恐人民战争包装成是一种“扶贫”措施。这就要求对边缘化的穆斯林群体重新培训，让他们从政治上驯服，经济上还要有生产力。中国政府执行这种社会秩序的方式是，修建起监狱和集中营，拘押这个国家十分之一以上的突厥穆斯林人口。集中营里直接配备有纺织业和其他产业的车间，集中营里的培训直接与其衔接，被拘押者要无限期地在此劳动。中国政府把这种极低薪酬的工作称为“实习培训”。
对中国政府来说，对维吾尔人的高压控制也是一个样板，以便向全球的威权政府推销中国的科技实力。全球包括美国、法国、以色列、菲律宾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政府机关和企业，都会参加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亚欧安防博览会。由于乌鲁木齐是面向穆斯林世界的战略性口岸，这个展览会成了整个东亚最有影响力的安防技术大会。
展览会以及中国安防技术工业的主要精神，可以说就是穆斯林人口需要管理，并转变为生产力。中国产业界认为，这是中国对全球安全未来的重要贡献之一。新型安防工业的主要代表之一，立昂技术(Leon Technology)的发言人在2017年的博览会上表示，全球60%的穆斯林主体国家都在中国的国际发展总计划“一带一路”之中，所以他们在新疆研发的人口控制技术“具备无限潜力”。
过去五年多以来，反恐人民战争已经让立昂技术(Leon)、美亚柏科(Meiya Pico)、海康威视(Hikvision)、旷视科技(Face++)、商汤科技(Sensetime)和大华技术(Dahua)等众多中国科技公司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据估计，仅仅过去两年，国家已经在新疆安防科技方面投资将近72亿美元。在新疆首先试用的一些技术已经在一些威权国家找到了新客户，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广州的初创公司云从科技(CloudWalk)收到了3.01亿美元的国家拨款，2018年，该公司敲定了一项与津巴布韦姆南加古瓦(Mnangagwa)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计划，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大型人脸识别项目”，来解决那里的“社会安全问题”（云从科技尚未透露这项计划的总金额）。现在，津巴布韦的各个机场、铁路、和车站的人流，已经开始靠人脸数据库连同其他生物识别数据实行管理了。事实上，维吾尔人的家园已经成为了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的孵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