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贝财经”前述文章说，饶谨选择了“骂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司马南作为头牌，是从2021年8月开始的。当时已半年多未更新的司马南抖音账号突然频繁更新，司马南作为“过气网红”也重新密集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文章说，2021年10月，司马南对联想系的突袭开始了。他成功将联想这家企业以及柳传志、杨元庆押上一个文革式的批判台，并且成功网罗了对资本极其厌恶、正无处发泄的普通民众。
大陆左派利用网红经济的市场运作模式，发动对改制过来的民企攻击，到底是他们自己看准政治风向，只是为了发财，还是有高层授意，先放风试水温？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认为两者皆有：“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如果点阅率非常好的话，那当然就是回收比较多。在台湾大选的时候，也有很多来自对岸的网军，来点阅台湾，支持韩国瑜，让那些韩国瑜的网红就赚很多钱。”
他认为，中共官方会有一些资金投入，培养一些网红，就是“我给你赞助，然后你就在政治上帮忙说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运作”。
“背后除了网红自己的参与，当然国家力量一定在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黄世聪说。
联想的另一种“原罪”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司马南攻击的其实是联想早年那种国企改制的政策。于是这些过去将国企资产化公为私的，就成为潜在的“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罪人。就连胡锡进出面和稀泥，也都说这是原罪，可见高层整体对此问题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司马南团队精心运作的攻击，更像是得到了体制内派系势力的支持，通过翻旧账的方式在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及执行人兴师问罪。”
但除了改制时的国企资产流失，联想这类企业还有一个必须依附官方和特定权贵的特点。
原大陆体制内智库专家、资深媒体人David Li（化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没有背景后台的民营企业做不大也做不强。但一旦背景后台出事，富豪一般都会受到影响。联想一路上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背后一定有不同派系的领导撑腰打气。
柳传志1944年出生，籍贯江苏镇江，1966年毕业于中共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和众多中国大的民企一样，柳传志是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掌权时期发迹的，联想集团一直被指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
联想似乎也对自己的深厚军工背景毫不隐讳。2017年6月，北京举行民企军博会，联想集团就曾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大型央企以代表性领军企业身份高调参展。
但另一方面，David Li认为，司马南只是一个随用随弃的奴才，“这些年来，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小丑和疯狗，早年，他为薄熙来摇旗呐喊，没想到薄熙来革命未成先成了阶下囚，如今，他瞄准了左转的大机会再次透过网络兴风作浪。”
“爱国”的生意好做吗
“雪贝财经”称，司马南攻击柳传志，是将“爱国”与民粹作为议题实现商业公关目的。而事实上，中共官方也曾批评利用“爱国”做生意。
今年9月，共青团中央发出一篇题为“‘爱国生意’当休矣”的文章，罕见批评“有人把爱国做成了生意”。
该文指的是众多视频主播讲述自己在中国边疆被边防特警官兵保护的“感人故事”，问题出在，“感人故事”“惊人的相似”。
黄世聪认为官方这是两面手法，“就是说在宣传的这个套路上面，不能缺少这些网红，但是这些网红有时候走得相当的极端，会超出官方的控制，就要打压。”“事实上他们还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但金灿荣、司马南他们做的却是更大的“爱国生意”。
唐靖远说，金灿荣、司马南等人做的“爱国生意”，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国人的灌输和洗脑，用它们自己的话说，这是“高级红”，共青团批的那些爱国生意，是粗制滥造的低级红，起不到洗脑作用反而还搞砸了“爱国秀”的牌子。金灿荣等人的爱国生意，是站在政策、路线等领域引导舆论，所以往往容易卷入到党内派系斗争中去，这样的例子，从中共建政以来，数不胜数。
表忠也不安全的企业家群体
除了柳传志，这段时间已经频频向中共表忠的民营企业家纷纷中招。比如前万通集团主席冯仑10月份曾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中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研讨班。但他11月就被北京女律师王俊停告上海淀法院，称冯仑在节目中有侮辱女性和诋毁英烈的言论。冯仑8月还传出被立案调查，不过本人否认。
10月11日，王健林在万达微信公号上宣布，万达副总裁以上的高层主管“全部换乘中国红旗轿车”。但11月14日晚上，大陆网络热传“王健林去世”。次日万达集团官方出面辟谣。
马化腾创办的腾讯尽管今年先后捐款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但在当局反垄断风潮中接连中招，最近中共央行发布通知，从明年3月1日起，微信、支付宝个人收款码不能再用于经营收款。另外还传出一些国有企业的微信工作群都要被关掉。
黄世聪表示，无论你怎么表忠心，随时有可能会出事，这是目前中国大陆所有民营企业面临到的一个风险，其实对所有的外商来说也一样，“包括台湾的徐旭东（远东集团董事长）这几天被点名批判”。
他表示，中共当局目前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境，已经没办法真正走改革开放的路线，只能够向左，未来只能够更内缩更内卷。那些所谓的左派思想，就是重新分配，因为没有办法做大蛋糕，那就来分配蛋糕。这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
中国网上租车平台滴滴出行今年6月在美国悄悄上市后，当局以网络数据安全为由，勒令其APP下架，并停止新用户注册。11月26日多家外媒报道，中共网信办以数据安全为由，要求滴滴出行制定从纽约证交所摘牌的计划，并报请政府批准。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的父亲，就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一个陆媒独家专访柳传志的视频早前在网络上流传。柳传志称，中国人的恐惧来自三个主要方面：1.官员腐败、没有真正的法制，说你有罪就有罪；2.政府不作为；3.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使人心混乱……
唐靖远说，中共在任何大的政治运动要启动之前，一定都是舆论先行。从马云开始，一系列针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分拆和污名化，都是一个目的，削减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私企的财力和影响力，将私企置于党的绝对掌控之下，戴着镣铐在指定的范围内跳舞。
“又一次精心策划的试水”
在此番司马南挑起的风波之前，今年8月，中共当局高调提出“共同富裕”、要搞“三次分配”后，毛左写手李光满在自媒体上发的文章8月29日被各大党媒网站集体转发。文章声称中共“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点名说蚂蚁、滴滴等等是大买办资本集团，要对其进行清理、整治。
唐靖远表示，李光满的文章是被中宣部看中后进行官媒集体转发，但用力过猛引发反效果，最后不得不降温处理，这个过程是自上而下的宣传。司马南的视频是以自媒体形式发出，然后由团队运作反复翻炒制造舆论风潮，官方虽然不明确表态，但对相关视频大开绿灯，本身就是一种变相鼓励。这是自下而上的发动。
他说：“后者看起来更像是吸取了李光满文章教训之后，又一次精心策划的试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