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月工资仅42.5元，妻子没有收入，生有二子一女，生活十分拮据。长子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莆田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终年参加农业劳动，口粮不够吃，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请医生看病的费用都没有。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理发的钱都挣不到。他一直没有房子住宿，借住当地农民的房子。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知青另找住所。
面对种种困难，李庆霖给周恩来写了一信，没有回音，就动了告御状的念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直言：“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他还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他想，直接寄给毛泽东，收到的可能性很小。于是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容先生收。他又给王海容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两信一并从邮局寄出。当时能够经常见到毛泽东的人很少，王海容却是其中之一。她收到李庆霖的信，十分重视，亲手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信很感动，考虑了三天，在1973年4月25日回了一封有名的短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决策者。1968年以后，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城镇中学毕业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中学毕业生不能直接考大学，除了少数参军、招工，其余一律到农村或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913”事件后，“571工程纪要”向全国传达，关于“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说法，引起不少人私下共鸣。毛泽东年迈多病，深居简出，他知道李庆霖的信虽然怨气不小，却讲出了实情，于是写了这封回信。同时，让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稿费中寄出300元钱。为慎重起见，新华社派记者赖玉章核实了情况。
毛泽东一言九鼎。回信虽然不足三十字，口气也很谦虚，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却必须倍加重视，中央很快发出1973年“21号文件”，提出改进知青工作的政策，包括解决知青生活困难，整肃迫害知青的干部等项内容。我当时已经结束知青生活，在省级机关当干部，到绛县某公社挂职锻炼。领导就把本公社落实21号文件的任务交给我。本公社有三个知青点，我很快跑了一遍。因为我当过知青，很容易和知青沟通。我所在的公社，好几个知青在落实21号文件过程中得到了入党、上大学的机会，有的和我长期保持交往。经过这轮“统筹解决”，全国知青在吃饭、住房、升学、入党、招工、提干等方面的境遇有所改观。所以知青说起李庆霖，多对他怀有好感。
李庆霖的信能够引发毛泽东的正面回应，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上山下乡，只是要求解决实际困难，改进工作，毛泽东可以接受。二是李庆霖的信有别于当时流行的文风，没有空话套话，结尾也不用“万寿无疆”，而是“敬颂大安”。直言不讳的文风，甚至有几分冒犯，或许这正是打动毛泽东的地方。他后来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赞扬李庆霖的信“写得相当好啊”，建议把这封信编入课本。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李庆霖出席了1975年举行的全国四届人大，还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担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红旗》杂志也约他撰写文章《谈反潮流》，发表在1973年11期。李庆霖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一度活跃。
毛泽东去世后，李庆霖很快从“反潮流”的英雄，沦为“四人帮”的爪牙，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捕入狱。1979年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1988年减为有期徒刑。1994年8月提前出狱。他贫病交加，晚景凄凉，于2004年病逝。
对于一代知青来说，李庆霖上书，仍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