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难忘下乡前的八月-送行的雹子
我们这一代人是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共和国的一切风风雨雨我们都是经历者。
共和国建国初那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我们还太小，只有一些浅显的记忆。除四害时我们拿着小棍子追麻雀。大炼钢铁时到处找镙丝帽。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自然灾害，家家吃不饱饭，那才是真的记忆深刻。
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个痛苦的年代，我们在小学里开始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正当我们面临小学毕业的时候，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一号，突然间时光就停滞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初高中的哥哥姐姐们，义无反顾的投身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潮里，虽然后来证明他们的所做所为都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他们可是热血沸腾的。
我们这些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游离在运动之外，只有极少数人参与了串联，批斗等活动。也有一些参加了小学的红卫兵，也不过是在胡同里刷刷标语，在公交车上唱唱红歌，或者跟着初高中生后面凑凑热闹而已。
六七年底六八年初，开始恢复秩序，老三届开始上山下乡，我们也按照就近原则上了中学，史称“复课闹革命”。
经历了一个没有课本，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只有批判和斗争，学工学农的初中生活后，我们也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没有文化的一届中学毕业生，迎来了陪伴终生的“小六九”的美称。
1969年的夏天，已经进入文革中期，激烈的斗争已经趋向平缓。虽然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但毕业分配的日子却来临了。七月底，经过动员、报名等一系列活动，我们的去向就定下来了。由于老三届基本上都是插队，而我们的分配方向主要是兵团，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一些，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收拾东西，迁户口，就等通知出发了。
8月下旬，通知到了，8月29日交行李，31日乘车出发。接着就是一通忙活，购置各种生活用品，和亲戚们告别，和同学们聚会，你来我往忙个不停。到28日，一个后来伴随我们很多年的大箱子装好了，该上路了。
29日上午，我和一位姓李的同学相伴去他母亲的厂子借三轮车运行李。我们家住珠市口，他住在陶然亭游泳池南边的玻璃四厂宿舍内，学校（现在的北纬路中学，那时叫北京七十中）正好在我们中间。他母亲在玻璃五厂上班，在陶然亭公园北门附近。我们一早出发，借完三轮车，又分头把两家的行李送到学校，再把三轮车还回厂子，就已经是下午了。又回到他们家，他妈妈那天不知是休息还是请假了，反正是在家。看到我们回来，就马上给我们做饭，我记得还炒了一大盘鸡蛋，我俩正饥肠辘辘，毫不推辞就大吃起来，吃的那叫一个香，要知道那时候鸡蛋可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
吃完饭，又在他们家玩儿了一会儿，就到了四五点钟了，天黑上来了，要下雨的样子，匆匆忙忙的告辞后就从他们家出来了。刚刚拐过陶然亭游泳池的西南角，一阵雷声响过，雨就来了。顶着雨忙往车站跑，希望能有一辆车过来解救。可是车没来，雹子倒来了，而且是鸡蛋大的雹子。当时所待的地方，东边是陶然亭游泳池，西边是陶然亭公园，任何建筑都没有，不像现在两边都是商店。汽车站也只是一块牌子，毫无避雨之处。慌乱的人们跑到了游泳池的墙边，紧紧的挤在了一起，使劲把脑袋往别人的身上扎。我当时挤在人群里，双手抱着脑袋，竟然被雹子把手砸破了。正在这危急时刻，一辆无轨电车行驶过来，慌乱的人们盼来了救星，争先恐后的挤上了车。这时的雹子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还在不停的向地面砸着。无轨电车开着车门向前挪动着，还有人在向车上跑。可开出不长距离，车就趴窝了，原来电线被雹子打折了。又过了一会儿，冰雹变成了暴雨，地面上的下水道被冻在了一起，失去了排水功能，积水越来越深，马上就要漫进车里了，万幸的是，雨水终于停了。
踏着齐膝盖的积水，匆匆忙忙赶回家中，眼前的景色又使我吃了一惊，东屋和南屋的玻璃全部没有了，只剩下一个个窗框，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那场冰雹的肆虐。我家虽然是北屋，但后窗户的玻璃也未能侥幸。劫后余生的邻居们开始谈论刚刚过去经历。特别是东屋的桂英家，雹子从窗户一直倾泻到东墙，全家人坐在床上，用被子阻挡着雹子的进攻，真可谓惊心动魄啊。
第二天，街上到处是卖苹果的，非常便宜，一问才知道，原来都是昨天被雹子打下来的。走到天安门广场一看，工人们正在忙着安装灯具，原来天安门广场上为庆祝20周年国庆安装的灯具全部被雹子毁灭了。
第三天，1969年8月31日十一点零六分，知青专列缓缓离开永定门火车站，我们走上了十年的知青之路。
难忘的八月，难忘的雹子。
二形形色色返城路
1966年，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波澜壮阔之势席卷全国，首先卷入这场洪流的就是在校学生。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他们的命运从此被改变。
离京之前，从此天各一方
经历了造反有理，大批判大斗争大串联之后的红卫兵们终于把路走到了尽头。城市里已经无法再让他们自由活动下去，于是，上山下乡的大潮来了。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一切可以容纳他们的地方去。从北大荒到海南岛，从大草原到黄土地，到处都有了知识青年的身影。
复课闹革命
1968年12月22号，毛主席发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更是将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首当其冲的六九届，更是创造了“一片红”，一个不留全下乡的记录。
1969年8月，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迎来了毕业分配。在一张志愿表上，分别列出了四个地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嫩江农场。我们大多数同学选择了东北兵团。很快，我们就被批准了，还发了一身棉衣服，一件棉大衣。
经过了迁户口，准备行装后，8月31日，我们一早就在学校集中，排着队，在家长和亲友的陪护下，浩浩荡荡的走向了永定门火车站，登上了知青专列，走向了遥远的北大荒，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刚去时，根本意识不到未来会什么样，什么扎根啊返城啊没想过。一个全新的环境，刚刚独立生存的探索，就够这帮孩子忙活的了。
离京乘车证
实际上，那时已经开始有人在渐渐离开了。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离开的是在下乡后第一个冬天，一个后来非常有名的，西游记里唐僧的扮演者，与亚洲女首富成亲的那位——迟重瑞。他因为出身于京剧世家，本身也很有才华，被某军区文工团特招走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宿舍里放声高歌的样子。
紧接着走的就是我的老排长，一位天津老高中的知青，是一个真正呵护着我们这帮小知青的大哥。他是一位军干子弟。父亲解放了，官复原职了。孩子就参军了。那时这样事很普遍。
国防施工营地
从1972年开始，大学恢复了招生。不过不是延续过去的高考，而是改为由工农兵中推荐。每个连队分配几个名额，由党支部提出人选，再征求贫下中农意见，报送上级审批。我们连队每年大约三四个人。基本上都是老三届居多，因为他们年龄大，明事理，又能吃苦耐劳，大多数连营的中层干部都由他们担任，所以头几年被推荐上大学而离开的多数是他们。直到后来，空位置多了，我们这些小六九才开始崭露头角。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七七年邓公复出，恢复高考才结束。在刚开始的几年，这也是返城的一条重要通道。不过受益者主要是知青中的精英人士。
当时，知青返城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困退和病退。病退很好理解，就是患了疾病，不适合再在北大荒生活，退回原城市。不过这个病历诊断不好拿到，而且还要原城市指定医院复核。初期控制比较严，除非真正的有大病的，否则没戏。困退则是城市里的家庭有困难，需要孩子回来承担，这个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这需要上边有关系，有人帮你，否则连想都别想。这也间接催生了走后门这一社会顽疾。
随着时光流淌，中央关于上山下乡的政策也开始调整。一是减少了跨省安置，如北京天津都是从六九届之后改为了在郊区安置，不再往外省市安排。二是开始有计划的对插队知青招工，对插队几年后的知青逐步安排进工矿企业。虽然说没能返回城市，但终归解决了温饱，有了出路，也减少了上山下乡的阻力。除个别由于出身等原因外，大部分插队知青走上了良性循环。
这个政策出台后，原本在生活条件等各方面都优于插队知青的兵团，一下子变为了劣势。兵团有过两次招工，教师和铁路系统，但都是定向招工，我们连只有一位姓尹的女知青被招回了北京丰台火车站，没有大多数人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人们想出了一个曲线返城的路径。一个新的名词诞生了——转插。
回京探亲
“转插”，从兵团或农场把户口迁移到有关系的农村去，不改变知青的性质，享受当地知青招工的待遇，改变个人的命运。一时间成为了热门话题。很多人在为之努力，也有很多人成功，我所知道的范围内，转插走的超过了用其它途径返城的人，颇具影响力。
和其它返城途径不同，转插的努力方是家庭，即使是回老家，你也得打通大队公社领导的关系。或者是企业和上级领导有人才能成功。用时下的新词来说，就是“拼爹”。反正各家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当年我父亲由于工作的关系，结识了山西大同某企业的领导，相处挺好的。就求他出面欲把我转到下边的县里去插队。该花的也打点了。终于给我办出了同意接收的函。但我当时已经交了一位女朋友，相处很好，就要求同时办理两个人的，对方答应了，也给办理了。我将有关手续报送团军务股后，却没了下文。后托人去问了一下，才知因为我女朋友是上海人，而投亲靠友的理由过于牵强，所以就扣下了。
其实这件事后来没办成也有我自己主观上的原因。一是我要办去的地方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离北京也不近，所以我兴趣也不是很高。二是我是从一师调过来的，除了一块过来的人，没有什么熟悉的可用得上的人帮忙，所以就无限期的拖下来了。当然，误打误撞，后来大返城潮流一来，直接回京了。而有些走的早，已经分配了的，因为丧失了知青这块招牌，回京的路反而崎岖了许多。
76年，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第二年邓小平复出，开始对文革遗留问题拨乱反正。知青上山下乡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声音，特别是反对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出现了“国家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不同程度的放宽了知青返城的条件，大批知青看到了希望。
七七年末，恢复了高考。各地方都有知青参加，有的上了大学，离开了。但对于我们这些小六九来说，太难了些，因为我们毕竟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文化呀！在我认识的人中，后来参加正式高考而上大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知识分子家庭的，还有一个是两航起义家庭的，总归不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而且他们也是回城后放弃就业在家专心复习后才去考上的。当然，他们后来的路也和我们不同，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国家发改委的官员。
进入一九七八年，返城风越刮越烈。各城市对困退病退标准也越来越松。而且又出了一个新政策，父母退休可以让异地的子女回来接班。有很多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回来，纷纷要求提前退休。
在这种大形势下，兵团也放开了闸门。一到五师的知青开始大规模返城。到七八年底，大部分知青都踏上了回家的路。六师由于是新建师，知青比重比较大，象我们连，知青占了百分之八十，中层干部和技术岗位全是知青，如果都放走，连队就瘫痪了。所以，上级领导采用了拖字诀。可知青们此时已经不可能再安心的待下去了。那年的麦收都搞不下去，大家整个心思都是怎么装病，怎么去开病历，甚至有人威胁大夫。在这种压力下，医院崩溃了。最后是让知青自己开病历，自己去盖章，成了一场闹剧。
病退北京批准函
病历有了，申请表递上去了，矛盾集中到场部和农垦局了。（这时兵团已经撤销了）。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消息，急火攻心的知青们开始了集体上访，边远的农场也每天都有大批人开着车来闹。各连队事实上已经陷入困境。
这种情况发展到了七八年底，农场农垦局抗不住了，开始大规模放人，成捆的商调函开始发往各城市。
农场报到函
十二月中旬，连里通知我，我的病退申请表已经发往北京了。我在连队里也待不下去了。马上买车票就返回了北京，准备得到返城的确切消息再回来。可当我到家后去一问，说我的批准函发回东北了。得，这是人生大事，不敢耽搁。在家待了两天，就又匆匆返回了黑龙江。
当我风尘仆仆返回连队，文书董明华告诉我，因为我不在，她怕耽误事，就把我的户口等都办完了。这一下，我的心算彻底放到肚子里去了。
得知我回来了，连长指导员还有老职工们都来看我。连长还告诉我，从第二天开始，每天三顿饭要上三家吃，他们已经排好了。只有都吃过后，才让我走。面对大家的盛情，我实在不好驳回。而且户口已经办出，我已无后顾之忧，我对自己亲自参与创建的连队也感情颇深。此去能否再来也不好说，就答应下来了。
告别老连队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上八点多，就有小孩子在门外喊李叔。一天三家，大家还很默契的不让我多喝。不过这一个多星期，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喝酒经历了。
新建连，连成家的老知青算上，一共只有二十多家。都喝过聊过之后，连里用胶轮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富锦。当年福前线铁路刚刚开通到富锦，我也算是第一批乘客吧。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号，返回北京，一月十号，办理了户口，重新成为了北京人。
回到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