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泰斗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刚刚离世，他著作等身，主攻清史，写过不少研究扎实行文如小说一样引人入胜的作品。他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史学贡献，便是将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史的起点，从中国与西方一直认为的1850年代，推前到明末的1500年代。
在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史观里，鸦片战争前中国封闭专制停滞不前，鸦片战争开展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百年国耻，推动中国历代革命人士建立现代国家，由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这一中国民族主义史观，其实与二战后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冲击回应”史观相呼应。根据这个史观，鸦片战争前中国历史发展无动力。后来伊懋可（Mark Elvin）加以补充，提出中国自南宋的经济技术大跃进之后社会经济进入“高度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丧失进步的动能。在中国失去内部与外部的刺激和动能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停滞了六百多年，到了西方帝国主义东来，才打破中国的停滞平衡，为中国的变革和进步注入新动力。
1970年代起，美国不少中国史学者开始挑战这种观点，指出中国在明清时代，并非毫无变化动能。费正清的门生包括孔飞力（Philip Kuhn）和柯文（Paul Cohen）先后提出中国社会自明清时代和之后的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而非单纯的来自外部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强调明清开始的人口压力大爆炸，可以解释清帝国的崩溃、晚清的起义动荡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明清史家，则从美洲白银流入造成的广泛商业化，论述明清时代的经济发展。
这些研究，专门而艰深，有关发现与意念的流通离不开专业史学界。后来史景迁完成《追寻近代中国》一书，用浅白有趣的文字，将近代中国始于1500年代而非1850年代的观点，介绍给普罗读者。该本后来成为很多中国近代史课程教科书的钜作，超越以往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将明清史当作近代史展开前的传统背景之处理方式，而将晚明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他浅白地解释，把晚明而非晚清视作近代中国源头的原因，是纠缠二十世纪中国包括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和中共的众多问题，例如人口庞大但天然资源匮乏、财政紧张的官僚系统要控制日益巨大和商业化的复杂人口，都始自晚明开始的人口大爆炸与社会经济商业化。而这两个趋势，都是拜欧洲殖民美洲后，大量美洲白银和能在边缘土地栽种的美洲作物(如玉米和番薯)通过欧洲商人传入中国所赐。
我在这里提过，欧亚大陆东西方在十三、十四世纪黑死病之后分途，欧洲在缺乏大一统帝国控制下，由城邦网络主导的经济拼发出资本主义活力。中国则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恢复以原子化小农为基础的中央专制集权帝国。与之相适应的，是明朝皇帝将强调知识与道德定于一尊的保守程朱理学巩固为意识形态正统。
明末白银流入带来南方沿海繁荣，闽浙地区的郑氏海商发展成郑成功的海洋商业帝国，江南地区出现活泼的独立学社，强调个性自主颠覆国家教条的王阳明心学，更开始挑战程朱理学的地位。后来满洲入关，清代帝皇恢复小农为本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和保守程朱理学。这一商业活力、政治自由与呆滞小农、集权专制之间的周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
史景迁为大众提供的这一宏大历史框架，乃是能够帮助我们用更长视野思考中共困局与中国前景的强力参考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