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贪腐
南方十年闹红，苏区位于落后凋弊的闽赣皖鄂山地，红军在当地发展农民入伙，大多数并“非特殊材料”，人性本能远远大于“阶级觉悟”。井冈山地瘠民贫，财源锐减，部队增多，池小鱼大，官兵饷额削减3/4，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640余人）每月只发大洋三块，“当时三个大洋可买一百斤糙米，因此农民都喜欢参军。”后月饷降至两元，由于物价低廉，一角钱可买猪肉半斤或12个鸡蛋，“与一般农民比较，生活还好得多，待遇虽薄，他们亦感满意。官兵开小差（逃兵）的现象几乎没有。”[①]1929年红军歌谣：“月月八块钱”。[②]月饷唱进歌谣，数额值得宣扬，可见井冈山“红色火种”并非什么“阶级觉悟”，“依饷聚兵”绿林老路子矣。
1928年7月下旬平江暴动，占领县城九天，捕捉全县千余豪绅地主，筹到大笔款子。红军退出平江次日，军需处长拐卷几万光洋潜逃。[③]
1929-8-8福建省委致函闽西特委与红四军前委，提醒腐化问题：
关于经济的分配，你们虽然易于得来，但总不要浪用，切要注意不能因为经费浪用而使党腐化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④]
1929年12月毛泽东所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工作。[⑤]
1930年闽西暴动，刚刚由农民成为政府委员的干部，便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向群众宣传时也甩起“八股腔”，支部会议流于形式，同志间批评不是个性太强就是脾气不好，到会者非常苦闷，视开会为畏途，甚至出现“欢迎出党”现象。〈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
支部会比以前能按时开，但只是形式主义，同耶稣教做礼拜、国民党做纪念周没有两样。……批评时也只说些那个个性太强、那个脾气不好，有的更没有批评。因此支部会非常干燥无味。一般到会的同志便感觉非常苦闷，但又要照例到会，结果便视开会为畏途，而逐渐不到会了。
自暴动后，一般同志做起政府委员来，便日渐脱离生产而与群众隔离起来。……同志们出来宣传或口头谈话，还是说些“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的老腔调；去介绍（按：发展）同志时，也还只是很简单地向人说“土地革命好不好”、“汝敢不敢当红军”这些老话，因此同志们的工作便完全做不通，到处受了拒绝，有些更讨人厌，这样同志们的工作情绪当然会日渐消沉下去。到了支部开会时，彼此都无工作报告，同志们的困难问题，支部会中又不能解决，结果必然要使一般同志灰心消极，而党内命令主义又发展到了顶点，对这些同志只是死板的惩办主义，没有半点教育同志、说服同志的精神，因此便引起一般同志欢迎出党的现象。固然这也是介绍同志太滥之故，但同志工作做不通、开会无味、党内命令主义发展，始终是支部生活的致命伤。[⑥]
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案，要求纠正红军中的“流氓问题”：
基于红军中的流氓成分，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不利于革命。[⑦]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通过〈红军问题决议案〉：“红军中生活腐化的现象有些还是存在的，到处都有表现。”[⑧]
1932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披露：
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
闽西永定县苏维埃成了客栈饭店，什么人都可在政府吃饭。甯化县主席居然不知手下人数，“只见人吃饭，不见人工作”。中央检察部〈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浪费总结〉：“查出包括总务厅长、局长、所长在内的43个贪污分子，贪污款计有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子4个。”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数月浪费三四千元；瑞金县财政部长唐仁达贪污2000余大洋；区委军事部长范大柱贪污174元；区委组织部长锺志龙贪污52元；区副主席吞没犯人伙食费2700多毫、灯油费100多元；筠门岭洞头区军事部长“金手表金戒子样样都有”，有病不吃药要吃洋参炖鸡，一次就花去十几元。[⑨]
中共中央所在地叶坪乡，第一任乡苏主席刘善隆，因贪污判死刑。第二任乡苏主席刘××乱打土豪，也被撤职。[⑩]
1932年上半年《红色中华》，揭露不少苏区贪腐现象。
——（会昌县西岗区政府）打土豪捉来一个土豪婆（靖卫团总儿媳），罚了大洋四十元，结果未交款，由一个委员拿去做了老婆，款也不罚了。每个月区政府开支三百元以上，小密政府将打土豪没收来的东西，留给委员们享受。[11]
——（兴国、万泰、赣县等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八包。……兴国县主席与财政部长、鼎龙区财政科长、兴国所办的国家商店的经理等，吞没公款、假造帐目、扯旧账造新账等等贪污舞弊情形，更为严重。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将存款打埋藏，隐藏不报，差不多在兴国各区都是这样做，真是无奇不有的怪现象！[12]
——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旗子就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用去了一块贰毛四，买日历一买十本，用去了三块多大洋；一个月点洋蜡就点了三十多包。[13]
——甯都戴坊区政府，发起伙食来就有十多人的伙食费，做起工作来，只有主席文书伙夫，其余的通统走回家去了，甚至写几封信催促都不回政府工作，有时有几人在政府，就摆起架子来了。苏区养了四匹马，上街（几步路）吃酒的，也骑匹马，回屋家种禾的也骑匹马……[14]
——中央财政部征发局刘忠四，“贪污公家的鹿茸一包，高丽参二支，当归二支，以及多种物品”；中央互济总会财政部长谢开松，“手指上戴着公家金戒指二个”、“二千多元开支下落不明”。[15]
1933-9-22江西省委向省党代会递交材料，广昌县1933年5～8月，被洗刷出党干部16人，其中七人反水或企图反水（含“县苏”主席）、贪污腐化六人；1932年11月～1933年8月，乐安县清洗出党者17人；石城县清洗41人，其中贪污腐化者五人。[16]
1934-2-24《红色中华》载〈迅速解决这些贪污案件！！〉，曝光六起腐案，涉及十名贪吏。[17]1934-3-31张闻天发表〈于都事件的教训〉，拎示“县苏主席以下十余名贪吏的窝案。[18]
1934-3-13《红色中华》发出号召：“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9月11日《红色中华》报导4～7月实际节省经费13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80万元。可见，经费预算存在相当水分。中央总务厅每月原支经费五、六千元，减少到一千七、八百元。[19]1933年10月，瑞金县用了7466元，1934年2月减至4616元，同时“追缴贪污款子达六千多元。”[20]
五起大案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首届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首任部长何叔衡。1932年4月～1934年4月，中央苏区共查处贪腐案件200余起，处决贪官15名。
（1）1932年5月9月下午，处决叶坪苏维埃主席谢步升。此贪1929年暴动队长，1930年入党并任叶坪村苏主席。他贪污没收的土豪财物、走私牟利、秘杀红军干部与军医、诱迫奸淫妇女。此案处理时，谢步升入党介绍人认为小题大作，一度释放。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拍了桌子，向苏区中央局与中央政府毛泽东汇报，这才打响中央苏区惩腐第一枪。[21]
⑵胜利县委书记锺圣谅、县苏政府主席锺铁青，均1927年加入农协、工会，1928年入党并参军，1932年春倒卖缴获鸦片、侵吞赃款。1932年4月，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政府曾山率调查组深入胜利县，1933年3月判决锺铁青死刑、锺圣谅监禁两年。
⑶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苏区六大工程[22]中浪费严重；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大洋246.7元。1934-2-13苏维埃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左祥云枪决、徐毅六年监禁、赵宝成罚役一年。
⑷瑞金县苏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浪费二千余元，死刑，没收财产。[23]
⑸1933年3月，“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项英带队，查实于都县各机关几乎都有集体贪污。判处县军事部长刘仕祥、少共县委书记滕琼等五人死刑，立即枪决；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县府主席熊仙璧等人职务。由于涉案人数众多，时称“于都事件”。
仅据《红色中华》揭露并查处的各类贪污浪费案件就达数百起。上海中央也出现腐败分子。1930年9月下旬六届三中补入政治局候委的温裕成，团中央书记、中央军事部委员，1931年3月发现贪污，撤销职务，严重警告。[24]
中共上将陈伯钧（1910～1974），1937-6-2日记：
下午找供给部首长谈经济问题，还谈到最近供给人员中的开小差、贪污腐化、不学习、落后……[25]
皖南事变，项英带着军部经费，副官刘厚总见财起意，在泾县茂林镇蜜蜂洞枪杀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取走他们身上的黄金。[26]
1938年3月，115师参谋长周昆（1902～？），奉命从临汾阳国民政府第二战区长官部领取全师军饷三万银圆，见利忘义，卷款私逃，从此隐身，莫知去向。周昆乃秋收起义出身（随即入党），井冈山红四军连长开始晋升。[27]
注释：
[①]《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社（香港）1978年，上卷，页117、165、147～148、165～166。
[②]萧三编：《革命民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59年，页76。
[③]滕代远：〈平江起义前后〉，《红旗飘飘》第19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241。
[④]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43。
[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733。
[⑥]〈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1930-2-28），《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页579～580。
[⑦]〈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11。
[⑧]《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583～584。
[⑨]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406～407。
[⑩]朱开铨（1932年瑞金云集区苏主席）口述：〈回忆查田运动〉，《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页39。
[11]《红色中华》（瑞金）第11期（1932-2-24），版7。
[12]项英：〈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红色中华》第12期（1932-3-2），版6
[13]江钧：〈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红色中华》第14期（1932-3-16），版8。
[14]张谈高：〈反对散漫与腐化的苏维埃政府〉，《红色中华》第20期（1932-5-25），版8。
[15]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905。
[16]中共江西省委：《党的组织状况——全省代表大会参考材料之四》（1933-9-22），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695～696。
[17]《红色中华》（瑞金）第154期（1934-2-24），版3。
[18]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53期（1934-3-31），版1。参见《斗争》复印本，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册二，页109。
[19]赵效民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55、457。
[20]〈中央审计委员会稽核瑞金经济开支的总结〉，《红色中华》（瑞金）第171期（1934-4-5），版3。
[21]张蕊：〈解密中纪委监察部前身〉，《法制晚报》2016-7-9，《文摘报》（北京）2016-7-14摘转。
[22]1933年10月，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瑞金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博生堡、公略亭，时称“六大建筑”。
[23]〈判决了反动贪污巨案〉，《红色中华》（瑞金）第151期（1934-2-18），版3。
〈人民委员会对于中央总务厅与瑞金县苏贪污浪费案的处分〉，《红色中华》第140期（1934-1-4），版2。
[24]陈荣华等编：《中国革命史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武汉）1986年，页496。
[25]《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715。
[26]刘跃光等：〈记项英同志〉，《革命回忆录》增刊（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95。
[27]《吴法宪回忆录》上册，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页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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