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另一种境况：据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说，胡乔木受贬赋闲期间，住在东城区南池子，非常孤独落寞，经常夜深人静时去街道散步，还顺手把地上的纸屑捡起来。1989年，乔木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托人转交给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这首词的上阕是：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
而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
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这首词里，胡乔木昔日词中的“倚天长剑”，变成“匣中长剑”；“扫此荒唐”句，变为欲“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还特别声明：“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时过境迁，胡乔木的心境大变：不愿为官，想韬晦遁世。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还是一时无奈的叹息？！
“最大的错误是对胡耀邦的态度”
李锐：胡乔木做过一些错事。我认为，他晚年最大一个错误，对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后果的，是对待胡耀邦的态度。
在我党历届总书记中，胡耀邦是个思想开放、作风正派、秉公办事的好领导，耀邦执政时期是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形势最好、深得民心、并大有希望的时期。胡乔木看不起胡耀邦，曾毫不谦虚地当面对耀邦说：“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写的东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改。”其实，耀邦的政治思想水平远远高于胡乔木之上，而且耀邦的知识和文字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陆定一就曾对于光远说：“胡耀邦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乔木对耀邦许多高瞻远瞩、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常常是反对的。例如，1983年1月胡耀邦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谈到要全面改革。这篇讲话中强调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也就是如今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意思。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出这篇改革讲话稿后，广泛征求意见：先印发给中央的许多人，在京的书记处7位书记都同意；耀邦的文稿也给在云南养病的胡乔木看过，并“表示赞赏”。在讲话的前一天，耀邦还去邓小平家，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有不同意见。”但2月16日，即过年初四，趁胡耀邦出差未回，胡乔木又自作主张地把《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召到他的家里，反复告诫说：胡耀邦这篇讲话有严重问题，不符合十二大精神，叫别忙宣传；最后又叮嘱秦、王不要在报社传达他的话。在这前后，胡乔木还向邓小平告状，说胡耀邦是“刮改革风”，说他讲话中“没有提四个坚持”等等。搞这些“小动作”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乔木对此毫不顾忌。人们说，胡乔木像当年苏联的苏斯洛夫，想长期把握著国家的意识形态动向。1986年由胡乔木和邓力群联手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于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只进行了28天就中止了。这些事，耀邦跟我最后一次谈话中谈到了。
胡乔木反对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着个人的因素。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这是韩天石亲口跟我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
“胡乔木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
盛：还听到过好几个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反映：胡乔木主持社科院工作期间，经常意见多变，而且前后矛盾、反复。例如，苏绍智曾对我说：1979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期间，和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冯兰瑞在理论务虚会上有个联合发言，题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实际上提出了后来中央文件明确肯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苏、冯的这个发言在1979年第5期《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不久，这年7月，胡乔木布置要批判这篇文章，而且不许作者答辩。两个月后，胡乔木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苏绍智和冯兰瑞也调入社科院马列所工作。在一次会上，胡乔木改口了。他说：我虽不同意苏绍智同志的观点（指“阶段问题”），但组织批判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向苏绍智同志道歉；言毕，还和苏绍智握手。可到了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开过不久，胡乔木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又正式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向自由主义的思想、方针发动进攻”；说完之后，又捎带说：“我现在要收回对苏绍智的道歉。那时，我如果不那样做，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脱离了在座各位。”如此前后反复，直到中央大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胡乔木对苏绍智《阶段》一文的挞伐，才算销声匿迹。
有人曾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前后矛盾反复？胡的回答是：“政治需要。”《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扉页上，刊登胡乔木的一段话：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
胡乔木口口声声不离“政治”，其“政治”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依我看，就是您引用耀邦的那句话：乔木不可“一日无君”。这个“君”，是他的“精气神”和“生命线”；他的“为政治服务”，也可解读为“今上”服务。所谓“一支笔”，说实在的，不过是一支“御用”之笔而已！
总之，胡乔木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胡乔木现象”。请问：您怎么看“胡乔木现象”？
李锐：“胡乔木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我们国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学而优则仕”，“士为知己者用”，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学子的一贯追求；“为帝王师”，“致君尧舜上”，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尽管中国也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古训，但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要想真正做到是很难的，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和软弱性，这是他们有别于西方知识分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近我收到一本书：《200个老人回忆张闻天》，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却没有我的文章——《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此文长一万多字，是1985年出版张老纪念文集时，刘英大姐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写的。胡乔木看到纪念文集中有这篇文章后，大发脾气，责问出版社编辑，主编告诉他是刘大姐的意见，胡才不吱声了。乔木建议我写庐山会议，很称赞我写的这本书，对于我写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的大义凛然，却又如此反感，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胡乔木尽管没有做到“为帝王师”和“致君尧舜上”，但“一朝选在君王侧”，成为毛泽东欣赏的“一支笔”，这是他的幸运；然而，毛泽东不是“尧舜”，他许多“左”的思想、权术和性格，对乔木不能不发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乔木跟着“主公”犯错误，这又是他的不幸。前面提到，毛泽东夸奖胡乔木是“思想改造得最好”的知识分子典型。
胡乔木辞世，至今已逾十周年。乔木同志虽已作古，但“胡乔木现象”在我们社会并没有消失，因为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依然存在。现在的一些高层“笔杆子”，多半是文革时期入党的，其文化和学术水平当然不能同胡乔木相比，他们没有乔木的那个底子，但当“驯服工具”是一样的。只有当我们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特别是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多数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才能比较彻底地改变这种现象。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大家都应该为缩短这个过程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