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比牛更“动态”，展翅的时间也只有几秒，不像牛那么好拍。要让所有的摄影师都拍到满意的照片，杜雪丰就得一遍遍把鹅赶下来。快到摄影师们面前的时候，杜雪丰会欢快地跳起来——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习惯镜头的，和鹅在一起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完全把情绪沉进去了，就在那个点上，她觉得应该跳起来。杜雪丰觉得这群鹅通人性，有时候，她会跟鹅说话，“这一趟好好飞，拍完就自由了”，结果那一趟，鹅真的飞得很配合。
很多客人跟杜雪丰说，很喜欢她赶鹅的感觉，尤其穿上那件花衣服，黑布鞋，再编个麻花辫，是真正的农村气息。杜雪丰总结，赚钱是要花心思的，不能一味模仿别人。那个等着接挑担阿婆的班但未能如愿的女孩后来看杜雪丰开始赶鹅，也拉来了一群羊，可惜羊群实在和大榕树格格不入，几个月里鲜有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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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可能是政府规划里提到摄影最多的县城（城市）。霞浦县的十三五规划里，专门提到“完善提升现有摄影点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挖掘、开发新的摄影资源……打造集摄影创作、文化交流、作品展示为一体的霞浦国际滩涂摄影创作基地……”
在霞浦摄影产业发展的十几年里，当地人想方设法搭上摄影这趟快车，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制造景观的游戏里来。
雷其松第一次听说霞浦成了著名摄影点的时候是2001年，此前，他已经在半月里村做了许多年的畲族文化保护工作。他去县里打听了，外来的摄影师们拍滩涂，也拍渔民劳作，总之是一些原生态的景象。他暗自琢磨，畲族也挺适合拍照的。他买了相机，让妻子和族里的长辈穿上畲族传统服饰，在民居前拍了一组照片，托人递给郑德雄，请求他下次也带人来半月里拍拍照。
半月里最终成了一个新的摄影点。而且，由于霞浦的其他摄影点都对时间和天气要求极其严格（例如杨家溪的最佳拍摄时间是早上七点到九点半），半月里的畲族人像摄影不受天气光影变化的影响，半月里村渐渐成了摄影团青睐的地方。
有了摄影团之后，首先需要的是停车场，许多村子自建了停车场，普通小轿车收费十五块钱一辆。
随后被盯上的是高点。无论是滩涂摄影还是拍摄日出日落，高点都是至关重要的。小皓滩涂的摄影点在西边的山上，据说早年间，来摄影的人自己开路上山，山主深受其扰，再后来，干脆建了一个摄影点，上山收费10元一人，理由也很合理：我的山上种了很多名贵药材，随意上山踩坏了怎么办？
如果没有山头，也能人为制造高点。沙江村以拍摄S型湾的紫菜杆而出名，2016年甚至出现在了里约奥运会的宣传片里，沙江S湾从此成了霞浦之行的必打卡点。前几年，摄影师们来到沙江村，沿着山坡一直走，发现村里的最高点是学校的教学楼。但能否进去拍照，要看守门阿姨的心情。当时还在开旅行社的俞健敏锐地发现了商机，他卖掉了旅行社，联合村里的宗族亲戚，凑齐了四百多万，在家族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栋专供拍照的高楼。
那是一栋完完全全的毛坯楼，中间几层楼至今还堆砌着建筑材料，楼梯的地板和扶手只安装了一侧的，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栋楼成为一个地标性建筑。它唯一的作用是供人爬上七楼，站在村子里的绝对高点上，拍摄前方的S湾水域。而那些气喘吁吁爬上七楼的人，站在楼顶往后方望去，会看到一个更魔幻的景象——还有另外一栋高楼藏在村子里，外观金碧辉煌的楼顶上拉着横幅：全方位电梯民宿摄影楼。
俞健放弃了其他的工作，专心成了一名守楼人。疫情之前，每天有上千人光顾这里。下午五六点的日落，摄影师们甚至会提前三个小时来给三脚架占位置。但人还是挤不下，俞健后来又在楼顶搭了一排脚手架。
盐田乡的鹅湾红树林景点也是被制造出来的。摄影师陈红和朋友们承包了一个山头，供人拍照。从山上看下去，红树林的树冠露在水面，偶尔会有出海的渔民划着船经过，宛如一幅水墨画。红树林摄影点建设的成本超过40万，但只铺了煤渣停车厂，建了一个勉强算门的入口，陈红把主要的心思和成本花在了布置摄影道具上。对于一个摄影点来说，景色好看、能拍出好看的照片才是唯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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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摆拍？拿着这个问题去问当地人，尤其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概率会得到相似的答案：“同样是影像艺术，电影才是最大的摆拍，为什么我们不能请模特摆拍？”
但这种回答很多时候也许只是一种托词。行内的人都心知肚明，由于摆拍痕迹过重，许多摄影点都已经被国内外的摄影比赛列入了“黑名单”。一位“摄导”在杨家溪水牛摆拍摄影点戏谑道，以前这儿拍的照片拿回去轻轻松松就获奖，现在递上去，评委看都不看。
“摄导”陈伏容年轻的时候迷恋摄影师卢广——其实现在也是。卢广拍摄被污染的土地，拍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拍污水排放口死掉的野鸭子，拍尘土漫天里一手骑着电动车、一手捂住孩子口鼻的父亲。那些照片看得他泪流满面。他理解的摄影，是一张照片结束了越战。但这些话，他从来没有跟客人讲过，“来霞浦玩的人都是来玩的，别人好好玩，我讲这些不合适”。带团二十多年，陈伏容给自己定义，“纯是换口饭吃”。
但是，成就感也不是没有。他至少教会了许多老人重新体会到记录生活的乐趣。来霞浦拍照的摄影师更多的是“老法师”们。“老法师”是摄影圈的一个说法，简单地说，就是一群五六十岁的民间摄影爱好者。他们装备专业，看起来很有摄影师的范儿，但其实许多人是退休之后才刚开始学习摄影的。在拍摄现场，陈伏容最常听到的问题是：“陈老师我这个参数要多少？”“我开这个模式可以吗？”
同行的《人物》摄影师尹夕远早些年曾做过一份在摄影网站写教程的工作，通俗一点来讲，“就是骗老法师们的”。尹夕远理解“老法师”们的需求，他们想要的是最大众化的美，体现在摄影上，就是一张能获得最大限度认可的照片。“答案已经放在这里了，你去考试的话，当然希望一步就看到标准答案长什么样子。”
而像霞浦这样的地方，就长着“标准答案”。尹夕远总结这些成熟的摄影点，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难拍得难看”。矮山横亘在海面上，不会挡住日出，但又会在视觉上形成一种非常好看的层次感，再加上晾晒紫菜的架子形成的结构和纹理，以及渔模的点缀——景都布好了，拍就是了。
陈伏容始终不愿意苛责霞浦的摆拍产业。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摄影实实在在改变了霞浦人的生活。他认为，霞浦发展摄影产业，最重要的是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很多人从繁重的体力活中解放出来。
江连水所在的北岐村，以前有17艘渔船，现在只剩7艘了。少了的这10艘都跟江连水一样，从海里退回了岸上。除了做模特，更多的是开民宿。自己家的房子拿出两间房来收拾下，给客人做做饭就行了。
赚钱的危机感刻在了霞浦人的骨子里，从未消散。走过霞浦的村庄，留守农村的妇人们坐在家门口，手上都抱着一大沓袋子，给工厂的袋子加工穿绳子。每一天，曹美玉都在等待客人的间隙给袋子穿绳，穿好绳子要30秒，一个能换5分钱。一天干下来，她能挣个15块。
眼下正是柚子成熟的季节，杜雪丰常常在拍照的时候接到上门收柚子的电话，一结束拍摄，就急忙把杆子交给女儿，让她把鹅收起来，自己则火急火燎跑下山去称柚子。五年级的女儿也很机灵，她熟练地把鹅赶回窝里，“杆子朝哪里指，鹅就会朝哪里跑”。
这两年，疫情对旅游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靠着摄影发家致富的人们也迎来了这几年里最大的一个危机。畲之香感叹，“总觉得好日子还没过几年呢”。
畲族博物馆已经很久没有迎来大拨大拨的摄影师了。从前游客多的时候，钟娇莲会去坡上，和畲之香做组合模特，但现在，她一个人坐在山坡下，穿着紫色棉袄到处晒太阳。畲之香一个人守着博物馆，到了下午三点，她觉得不会有人来了，起身把屋子里播放宣传片的电视给关了，省电。
一年前的媒体采访里，江连水讲起自己做渔模，要做到做不动的那天——在滩涂地里走路是费劲的，泥巴会没到他的大腿根，每一步都要把腿拔出来，他已经70多岁了，这个动作变得费力了。疫情的到来让他提前退休了，现在，他又重新回到了海上，靠着每天拉人出海游玩赚钱，一人20块钱，凑够五个人就能出海。
离开霞浦的时候，新的潮水季节来临了，霞浦周边几个县市的观光客让这里恢复了一些生气。虞公亭大桥上又挤满了拍日落的人。如同行的《人物》摄影师所说，摄影都是贪婪的，是要把一个本来会流淌过去的时间据为己有。这一次，他也没有忍住诱惑，加入了其中，在按下许多次快门后，感叹道：“在霞浦，人人都忍不住成为老法师。”
（程天禾、曹美玉、李燕子、畲之香、陈红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