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习班”这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能理解，那是指对有问题的人进行隔离审查的意思。是把他们都关起来交代问题。文革时期各式各样的学习班都有，对孩子们办学习班还是不大听说的，但也曾有过。
“童言无忌”是句老话。中国历来对孩子们怎么在瞎说，在不适合的场合说了不恰当的话予以谅解，不必想到有什么忌讳使自己烦恼。早先在逢年过节时，大人们很忌讳怕有人说了不吉利的话。但孩子们有时会意想不到地说出大人们认为犯忌的话，只好不予追究，因为他们毕竟年幼无知。同时让自己想着童言无忌消除自己心头的不快就行了。但文革时期孩子说错了话却也不行。那就不能当作“童言无忌”轻松放过，也得“办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挨批斗。
燕仪一九六九年那年就遇到那么一次“犯政治错误”。那年她六岁，上幼儿园大班。那时文化大革命中乱哄哄的，天天都在开批判会，批斗“牛鬼蛇神”，造反派之间也互相抓对方的人当牛鬼蛇神批斗，街上造反的人们在游行。她母亲在临安人民医院工作，每天忙于上班，天天在病房里忙，只能让孩子自己玩。
暑假时医院里的那批年龄差不多大的，刚上小学的和进了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家里，没得玩就学大人的样，玩开批判会和批斗牛鬼蛇神，有孩子扮成造反派在台上发言，下面有孩子们扮革命群众跟着喊口号，也有孩子扮成牛鬼蛇神挨斗的，然后给扮“牛鬼蛇神”的孩子戴上报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在医院里转一圈。
燕仪也去跟着玩。有一次他们玩开会时出了问题——扮演群众的孩子中有个小孩带领那群孩子喊口号时喊溜了嘴，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当时有少数孩子头脑较清醒、“觉悟”较高，没有跟着喊，而多数孩子都喊了。燕仪也跟着喊了。她那时对二者代表的是什么也弄不清。那些“觉悟”较高的孩子就批评那些喊错了口号的比他们小的孩子，说那口号是反动的，不应该喊。
但是已经喊了就已成为事实。当时有孩子就回家后对大人讲了，他们的父母大都是些造反派。当时“造反派”是光荣的称呼，只要是所谓“革命群众”（不属牛鬼蛇神的红五类）就几乎必然是造反派。此外只有一些出身成分不好的或是站错了队的“逍遥派”。
那件事后来医院当权的造反派也就知道了，大概当时没有十分认真地考虑要对那些孩子该怎么办。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终于在第二年春天，那时已经事过半年多了。旧事重提，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主要是要查清是否有大人在背后指使。清查孩子们的“反动口号事件”的事当然都是医院的造反派在考虑和组织的，于是就决定把那批喊错了口号的孩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按社会上流行的审查牛鬼蛇神那样的办法，把他们隔离起来，让他们学文件、斗私批修和交代自己的“罪行”。把那种对成人也不合理的办法用来清算孩子们，那只有临安人民医院的造反派想得出来。
燕仪在出事的那年暑假后提前上了小学。因为她母亲在医院工作，每天都忙于病房工作而实在没有时间管她的生活和学习。幸好，当医生在地方上熟人多，关系也较好，托了临安小学的老师让她提前一年上了小学，她进了学校后我们在杭州又去向她奶奶住所附近的东园巷小学要求，说因为孩子的母亲是医生，一个人在临安工作并且要下乡去巡回医疗，照管不了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当时规定孩子的户口是必须跟母亲的），让她转学来杭州念书。那时我和她祖母在杭州可以对她的学习和生活管得着一些。因此燕仪当时已经离开临安身在杭州东园巷小学上一年级。
所谓要查一查那批孩子的政治背景，对于燕仪来说，实际上造反派要清查的是我们做家长的有没有指使她喊过反动口号，并且要查清是不是她带头喊的。因为我们家的政治背景不好，她父亲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属牛鬼蛇神，她母亲当然也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组织，何况文革开始时她还因为家庭背景不好被揪去游过街，后来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那个年头要当上了“造反派”才是响当当的！
一天，燕仪的母亲从临安打了长途电话来告诉我，说医院决定给孩子们办学习班隔离审查那起孩子们喊了反动口号的旧事，要我给燕仪去向她学校的班主任请个假，把她的衣服也带上，第二天有临安人民医院的一位造反派护士专程来杭带燕仪去临安受审查。我们只好把事情准备好了，没有对燕仪说明为什么要送她去临安。
第二天那护士来了就把她押走了。临安人民医院的造反派还真有些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办法、风格和创造性。他们把那批孩子集中住在一起，连出去大小便都有人跟着，以防他们“串联”搞攻守同盟或与家长通风报信。天天给他们讲革命大道理，要他们“斗私批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反戈一击有功”，给他们念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他们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家属连探望都不许，只能心中不安地怕他们在里面吃苦，等待他们平安回来。
这样，搞得很神秘的，那十多个有问题的孩子被关了大约半个月，以后都放出来了。燕仪也算是通过了。那反动口号不是她带头喊的，大人也没有唆使她喊那反动口号，不过也算是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当时不明白是否要把那些结论写进她的档案里去让她背一辈子的黑锅？
但那次把孩子们集中办学习班的事，造反派们没有达到目的，也没有结论。因为没有孩子承认带头喊过那句反动口号，也没有孩子能检举揭发谁带头喊了那句反动口号，也没能查清是否有坏人在教唆，甚至后来搞不清是否有人喊过那句口号。听起来有点滑稽，怎么几乎同样数量的大人（响当当的造反派）竟然对付不了那批孩子。他们学过《实践论》却变革不了那批小李子，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燕仪回到杭州后，我们赶紧为她补习拖下十多天的功课。她在临安的十多天接受了她小小年纪第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知道了什么叫政治——那可不是可以当游戏闹着玩的！
大约到文革结束后，人们渐渐有所清醒，阶级斗争的理论才渐渐淡化，那之后文革时期自己感到光荣而“响当当”的造反派们不大情愿自己被别人称为“造反派”了，他们各派都想把那称呼送给他们的对立面去。慢慢地中国社会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影，不过那已是“拨乱反正”之后的事了。
燕仪总算幸运，没有为她儿时所犯的政治错误而背上黑锅。让人更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一代孩子已不感到自己的阶级出身对自己的前途有多大影响，甚至也说不清自己是属什么阶级的了。过去的阶级教育给人的印象其说教显得十分勉强，其实是编造出来的，与实际有很大的出入。很难令人置信，人是以阶级划分的？并且阶级性是第一的？人类从一出现在地球上就有阶级了吗？并且是一代一代继承的？
今天人们越来越明白了，利用阶级理论搞政治只是一种假托，与希特勒的雅利安人血统的优秀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正是那种歪曲实际的理论把中国拖进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怪圈里去的。
现在的孩子们思想解放得多了，他们没有阶级理论的束缚，既敢想也敢说，比我们这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犹心有余悸的过来人强多了。我认为这是好事。
去年（二OO一年）杭州有一份报纸上报导了某校的初中学生谈论白毛女的故事的言论。按我们这代人的认识来衡量，他们确实是大胆的、敢想敢说的。当年在解放初我们看《白毛女》的电影的那个年代，如果有谁敢于口出狂言，说出今天孩子们说的那些话来，至少是要被送去劳改的，搞得不好甚至要送命的。
但在今天的那些孩子们看来，他们明确认为杨白劳是个坏人。他们的理由是他欠了黄家的钱就应该还，而他不但不还钱，还要逃到外地去躲债，那不是坏人么？他们甚至认为他既然还不起钱，当初就不应该去借别人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黄世仁是个大好人，说他那么有钱又有田产，但他愿意娶个贫农的女儿、帮助他们一家而不计较身份，那不是大好人么？
同时，在他们看来，喜儿是个傻瓜。孩子们说有那么好、那么有钱的好人黄世仁来爱她、帮助她家，她居然不要，并且要逃到深山里去吃几年苦，实在太傻了！对白毛女的故事是否可以那样看待，我也搞不懂了。不过那毕竟仅仅是孩子们在那么说，想着童言无忌就行了。而细细想想，今天孩子们所讲的似乎更符合情理些。
当年要利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这口号成大事的人们，编造这样一个煽起阶级仇恨的故事意图是明确的，但白毛女这故事毕竟是虚构的。受孩子们的启发，我也思想解放了些，现在看来白毛女那出戏的故事确实有些勉强。不禁要问，现实生活中有过那样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