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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纯清:把真理视若工具是共产党魔鬼本性的流露

—论共产党滥用比喻撒谎散毒小智术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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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是,那说的是人对真理的认识之“明了”、“明确”,而并非指的“真理”本身的“明暗”。“真理”本身,早在没有人类之前就存在了。人,认识的“明不明”,那是人的“认识问题”。其实,“理”本来是不用“论”的,孔子的“述而不作”就包含这层意思。“心有灵犀一点通”,善良的天性,即道德、良知,自与天理相通。是人的道德下滑了,思想复杂了,离真理越来越远了,认识真理越来越困难了,才需要“辩明”的。

撒旦马克思的比喻名言,实尽“冥言”——愚民鬼话:“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这被其信徒奉为金科玉律的又一所谓“至理名言”,充溢着对真理的极度蔑视和肆意亵渎。

它写于马克思1842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之中,针对的是德国莱茵省议会为书报检查制度的辩护词:

“书报检查制度要预防恶,而新闻出版法则要通过惩罚来防止恶的再现。但是,书报检查制度和新闻出版法,同人间的一切制度一样,都是不完善的,问题只是哪一个不完善的程度最轻。”“在涉及纯粹精神方面的问题的地方,又如何消除个人看法的影响呢?要找出一种准绳,这一准绳是如此明确,以致它本身具有一种必然性,在应用于每一个别情况时都必定能适合立法者的意旨;这是过去未曾发现而将来也很难发现的一种哲人之石(指古代炼金术产品,据说能医治百病,返老还童。——引者注)。”“书报检查制度会压制某些好事,而新闻出版法又不能防止很多坏事,不过真理是不可能长久受压制的。为它设置的障碍越多,它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就越勇敢,达到这个目的时就越显得纯净。而恶的言论就像希腊火(古希腊极易爆炸而遇水不熄的燃烧剂。——引者注)一样,一从投掷器射出,就什么也阻挡不住;它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因为对它说来无所谓神圣不可灭的东西,因为它无论在人的口里或是心上都能找到养料并得到传播。”

马克思辩驳称:“辩论人在打比喻方面并不走运。他一开始描述恶的全能,就陷入了充满诗意的狂喜之中。我们曾经听说,善的声音过于沉静,它在恶的海妖(古希腊神话中通过歌声迷惑航海者而使之航船触礁沉没的人首鸟身群体女妖。——引者注)之歌面前是软弱无力的。现在恶又变成了希腊火,而辩论人并没有为真理找到任何比喻。如果我们要给他的‘沉静的’言论打个比喻,那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迸发出的火花就越灿烂。奴隶贩子的美妙论据是,鞭打可以唤起黑奴的人性;立法者的高明准则是,为了使真理更加英勇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必须颁布压制真理的法律。大概只有当真理成为自然形成的东西而且清楚地显现出来的时候,辩论人才会对它怀有敬意吧。你们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设下的障碍越多,你们获得的真理就越扎实!总之,到处设置障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显然,马克思极善于诡辩。

首先,那种强加于人的霸气十足和蛮横无理无以复加。本来,辩护人要找的是一种精确、明晰(操作性强),但却是其认为不可能找到的“准绳”。而用“哲人之石”比喻这种“准绳”,即普世价值(真理)的化身,或叫物化形象,毋庸讳言,这确实是一大败笔,明显带有相当浓烈的“反迷信”、“反传统”的浓厚色彩。但是,其只是对这种“准绳”打的比喻,并没有直接为“真理”本身去找比喻。马克思却利用其含混的弱点,玩了个“先下嘴为强”,上来就宣布人家“在打比喻方面并不走运(原来翻译的是‘失败了’——引者注)”,以掩饰自己回避“准绳”的怯懦。不怪共产党那么嗜好语言霸权,那么嗜好强词夺理,罗织罪名扣帽子,中共战狼那么嗜好无中生有的嫁祸甩锅,其骨子里就有马克思这种色厉内荏的流氓狂傲遗传基因。

其次,马克思极善于偷梁换柱、转移话题的狡辩技巧。在此,有必要明确一点,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法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败坏了、思想复杂了之后的产物,是一种约束人的“外法”。它所要“障碍”的是“恶的言论”(就连中共现在在口头上文字上都这么讲)。但是,马克思对此假装视若无睹,而无限上纲地强调对“非恶的语言”的障碍,还假装不理“非恶的语言”这个茬,而是直接将之说成是“真理”本身。于是,当时国家和政府之法律就成了“压制真理的法律”。当然,世间法律对于“真理的压制”作用是存在的,而正是共产党主政的国家法律使这种恶劣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特别是中共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连普世价值“真善忍”都公然反对、残酷压制。讽刺的是,上述马克思所极力反对和声讨的“压制真理的法律”、“到处设置障碍!”正是红朝今日的“第一要务”。然而,马克思也正是为了最终达到这一目的,才在共产党没有掌握政权、没有获得制定“书报检查制度和出版法”的权利的时候,伪装成“真理的卫道士”,给障碍其“恶的言论”散布的“法制”扣上“压制真理的法”的大帽子,为扫除这种“障碍”鸣锣开道。

再者,马克思欲将敌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狠毒超乎想像。显然,辩护人开诚布公地承认“法制”的“不完善”,“书报检查制度会压制某些好事,而新闻出版法又不能防止很多坏事”。可是,马克思却把这些当成了弱点,一味地恶意进行灭绝性的攻击,而没有留出任何“商讨”的余地。

还有,马克思极善于为颠覆和歪曲真理而钻空子。在辩论中“把真理比作燧石”,并自诩“最好”,火候也把握的很准。但是,若以为马克思仅仅是为逞一时口舌之快,谋取这一场“辩论”的胜利,那就上了大当了。

自然,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但是,那说的是人对真理的认识之“明了”、“明确”,而并非指的“真理”本身的“明暗”。“真理”本身,早在没有人类之前就存在了。人,认识的“明不明”,那是人的“认识问题”。其实,“理”本来是不用“论”的,孔子的“述而不作”就包含这层意思。“心有灵犀一点通”,善良的天性,即道德、良知,自与天理相通。是人的道德下滑了,思想复杂了,离真理越来越远了,认识真理越来越困难了,才需要“辩明”的。所谓“理论”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百家争鸣”的出现,并非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是人心不古,“善的声音”都难以“沉静”的表现。后来,“百家争鸣”成了一种“进步”,那是因为社会进一步倒退了,倒退到了连“善的声音”都再也无法“沉静”下去了的程度。

在此,马克思在钻整个新旧思想“辩论”的空子,钻人们往往对“辨明”与“理明”混淆不清的空子(中共精通这一鬼把戏,通过混淆“中共”与“中国”的概念,骗遍了全球)。比喻不是证明。马克思却在刻意用比喻代替证明。用其“辨明”之“明”,冒充真理之“明”:“把真理比作燧石”,说的是“真理”本身。他真的要“敲打”它,并说“敲打越厉害,发出的光辉越灿烂。”“敲打真理”,什么意思?以“要为真理而斗争”的名义,直接同“真理”作斗争,要把“真理的光辉”“敲打得越灿烂”!干什么?他在宣布自己是“真理”的创造者,“要与上帝平起平坐”。

共产党为毁灭人类,最毒的一招是邪变人心,变乱人类思想,因而它要把其歪理邪说伪装成“科学公理”,用马克思主义其假理、邪理顶替真理。

而真理,本为神传,乃天地运行规律,贯穿古往今来,涵盖洪微十方,遍及无限时空的各个层次。再说,真理,确定无疑而永恒不变(如有变,那也是“天机”、“神事”,与人无关),非同“假说”,压根就不存在被检验、再发展的问题。真理,远远超出了人的检测能力极限。人永远都不可能触及其万一,只会囿于自己能够触及到的那么一点点,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极其狭小的范围之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古以来,中国人信守天人合一,人与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对真理,人,只应尊重、崇尚、敬仰、追求、领受、认识、遵从、顺从、服从、坚持(同化)、卫护,并且要虔诚、坚定,才是。所以,西方讲“信”,东方讲“悟”(信而“领悟”)。

这些,马克思打比喻时(当然不囿于此)撇开了,共产党给颠覆了。

这方面,从其对之后的恶劣影响中表现的越来越清楚。主要是:

(一)工具主义真理观、哲学观。“马列主义是政治望远镜和政治显微镜。”(毛泽东语)“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武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哲学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否定“古典哲学”的道德意义,此系另题,在此不展开)。瞧,“真理”不过是燧石——引火的家什、点燃燎原战火的火炬而已。而今,真信所谓“共产主义真理”的,连中共中央都一个人也没有。所谓“共产主义真理”,无非是那帮子帮颜无耻的流氓争权保官、逐臭夺利的幌子罢了。其实,诚如宋朝预言家邵雍在《梅花诗》中所言,“豹死犹留皮一袭”:苏联解体之后,被中共继承下来的所谓“共产主义真理”,就已经不过是其维持那非法的邪恶政权的旗号罢了。

(二)斗争哲学。“真理”的光辉是“敲打”出来的,“真理”是“斗”出来的。所以,共产党都爱“争理”,没理,愣要给“争”出来。可是,“争斗”本身,就与“真理”背道而驰。然而,正基于如此,它才将自己的哲学定位为“斗争哲学”。因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假恶斗”,并要用“假恶斗”冒充、消灭、取代“真理”,这是实现其毁灭人类的最终目的之需要。中共对真正的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公开诬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正是其被宇宙旧势力造就和利用的原由。就是说,共产党包括马克思本人,不过如同宇宙旧势力所用来引燃破坏天法、天理的邪恶之火的一块用完即扔的燧石或煤块而已,这恐怕也是马克思“想不到”的。在地狱门口笑着为撒旦站台,迎接被其骗死的“同志”,只是表明其着魔太重,无可救药了。一个生命堕落到这般地步,实在是非常悲哀的。

(三)真理标准。共产党炮制了个“真理标准”,宣称“实践是检验、发展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搞这么个“弯弯绕”,实则也是它没办法的办法,因为用共产邪恶主义冒充“宇宙真理”,它面临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理论障碍和逻辑鸿沟:假理与真理,虽然在一般语义上是一对反义词,但在逻辑概念上是不对等的,实际定义域一天一渊。真理是天理,涵盖的时空范围无限,虽包括“人理”,但并非因人而有,而又远远超出小小的“人世间”。而假理只是为骗人而胡编的,眼界、“时效”极其有限。只是共产邪灵这个信仰骗子、“真理”骗子,它不同于一般骗子,什么都是手段,从来不择手段,不光瞒天过海,更以欺人为乐,于是就有了这一损招。

可是,正常的人,只要没掉入其逻辑陷阱里,如能抱着真正科学的角态度,冷静一想,就会看出其破绽。例如,从以下几个角度中的任何一个反思一下,就可以自开脑洞,识破其骗局;

1.真理,还用“检验、发展”吗?

“真理标准”邪说,无中生有,设下一个大前提逻辑陷阱,那就是:真理,本不存在被检验、再发展的问题。用实证科学的眼光来看,需要检验的,尚属“假说”。反言之,有待“检验、发展”的,能算“真理”吗?但是,它愣说要“检验、发展”。然而,它这么一搅和,还真把水给搅浑了。别的不说,“进化论”一直一边被“检验”着,一边被不少人当成了科学“真理”。而共产主义邪说,也就搭上了它自造的这辆“顺风车”(其实,这才是其目的所在)。

2.实践,有资格当“标准”吗?

标准,应具备普适性、稳定性,并能量化。就像尺子,量什么东西的长度都可以,刻度还得是固定的、明确的。在这里,显然,符合条件的,恰恰是“真理”,而不是“实践”(就像不能用“步速”(赛跑实践)测量“跑表”,而只能用“跑表”测量“步速”一样)。但它这个“实践”标准,压根就不是真的“探索”、“衡量”真理用的。恰恰相反,它只是用来抹杀、颠覆真理的棍子。别的不说,“文革”后那场所谓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正能量,但从根上说,它所迸发出来的,不外是中共的又一次“成功自救”的灿烂火花。自始至终,都是“旗帜鲜明”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提高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真理”何在?唯有马克思的“牙垢燧石”。“实践”何为?一再证明“真理永远在共产党的手里”。“检验”了什么?党妈看不顺眼、认定不够“灿烂”的“火花”,从而将之甩到“伟光正”之外。“四项基本原则”,涛声依旧。

3.真理,人“检验、发展”得了吗?

退一万步来说,假设“真理”需要“检验、发展”,前面提到了,也与人没关系。现在,我们再从从另一角度反思一下:真理,人“检验、发展”得了吗?俗话“海水不可斗量”,是说,超出极限,工具就没用了。而人的感官能力及其延伸——工具很有限,用不上。连够尺寸的“检测”真理的工具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怎能“检验”、“发展”真理呢?

不过,如果倘若因此而就认为中共真的纯粹是搞“雷声大,雨点小”,“雨过地皮湿”的形式主义,那就失之于表面化了。应该看到,“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形式主义,虽然不惜代价,不计“实效”,但这只是一方面,而且是在它看来,系属于次要的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其真正注重的方面,它却是一种逼迫屈从的软性或硬性的恐惧训练实践,是一种强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实践方式。这在当前的防疫中表现的非常露骨,主力是“志愿者”、保安、警察、便衣和武警,而不是医护、医保人员,有些正常的医疗、医保反而关门了、停摆了;并且公然打出“出门打断腿”的标语,喊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家里守阵地”的口号,封城、封院、封门,吃不上饭都不管,人为次生灾害丛生,以致有的危重病人不医而亡,孕妇被拒之门外而流产,甚至还有更悲催的“不该发生的故事”。显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真理”面前,别的算得了什么呢?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理所当然”,也就在防疫的旗帜下全被压倒了。

这样做,中共就是要教人们在这种党文化环境内,在这种反复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检验”其“实效”,对个人得失的“实效”,诱迫人们“永远跟党走”。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因为所谓“实践标准”,实为“实惠标准”;所谓“真理”,实为“真利”,其基本原则是“物质利益原则”。如前所述,马克思把“真理”比喻为“燧石”,并非“比喻”而已,共产党这个邪教真的是逐步地叫人用“利益”冒充、取代了“真理”,并时至今日,从上到下,“没有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除了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很多人还表现出惊人的堕落、颓废、叛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

然而,那些至今仍然被马克思“敲打的燧石火花”晃的头晕目眩的人,被洗脑残了反而自以为聪明的人,没从邪恶党文化思维中跳出来的人,却不会从这个角度反思反观,因而还看不破这片“火花”掩盖的陷阱。

共产党把人骗到那种程度,凭的什么呢?暴力加谎言。而其谎言大行其道、畅通无阻,首先得助于其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的结合。党话的抽像性,方便了其对语词的随意“按需”解释。话若说的太具体、直白,谁都一听就懂,就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抽像些,含含糊糊,它就可以随意解释了。而真理兼备抽象性与具体性。恩格斯强调人“只能认识抽象的东西”,是因为共产邪理太假,也令正常人难以思议,所以故弄玄虚。列宁鼓吹“真理总是具体的”,是因为要用“共产革命”把生米烧糊的“熟饭”赝品冒充“真理”产品。而“真理总是具体的”这话本身却也是抽象的。再者,在玩弄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的基础上,再配以马克思这种“形象化的比喻”罂粟底料,就更使其假理邪理的传布如虎添翼。这一手,对文化低的工农大众和涉世不深的青年学子,以及其所谓“有用的白痴”而言,就特别具有欺骗性,还真的使得他们“喜闻乐见”了。如,其“阶级斗争”邪说,就是这么散布开来的。它就是由此撕开传统观念的口子,进而撕裂社会的。可见,共产党这个魔鬼,为了骗死人,真是煞费苦心啊。例如,在“文革”闹到崩溃边缘之后,邓小平阴阳怪气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他对此并不那么清醒。可是,事实上呢?他又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时代‘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邓上台的时候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江时代可以让资本家入党。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说白了——凡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

而马克思的这一比喻,则是其蓝本:只要“燧石”在手,“真理”就永远在握。无论怎么“敲打”,迸发出来的都是“灿烂的真理火花”。——“伟光正”的海妖之歌就是这么唱的,而那块“燧石”,不是别的,就是编造的共产邪恶主义。

可见,要从党文化中摆脱出来,需要认清马克思的魔鬼嘴脸,需要认清共产党的邪灵本相、邪教本质、流氓本性。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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