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3日，北京市民秦辉从苏州返回北京，因医院未及时出具核酸报告乘车受阻。（视频截图）
中共利用健康码、行程码作为防控工具，令民众出行十分困难。近日，北京市民秦辉从苏州返回北京受阻，他指，极端防控没有人性，是违法。
核酸结果出得慢不让做火车
秦辉1月24日告诉记者，原定23日晚上，他与家人从苏州返京，按照要求俩人去做核酸检测。当天上午，他们先去了苏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只见排队检测人山人海，都是准备返乡的人，由于想尽快出结果，他们只好换另一家医院。结果23日上午10点左右做的核酸，到了当天晚上6点50分准备进站乘车时，还没出结果。
因为已经买票了，秦辉与检票员交涉，检票员拒绝受理并让退票，秦辉只好损失了三百多块钱把票退了。
随后，秦辉拨打市长热线12345投诉，说明两点：一是，核酸检测在正常情况下，很多地方6～8小时就可以出结果，但苏州为何超过8个小时还没有结果；二是，北京规定进京人员，要持北京健康宝，再加上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这是北京的规定，外地是没有执行义务的。
而苏州站实行的是二级安检，刚进入苏州站时是一级安检，但如果要进入北京，必须出具“北京健康宝”加上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23日晚10点左右，俩人的核酸报告终于出来了，都是阴性。
行程码带星号旅店拒入住
离开车站后，他们只好在苏州办理住宿。但因为手机的行程码带有北京地区的星号，酒店还是拒绝接受他们。
秦辉认为，自己经历的整个过程反映出防控政策没有人性和缺少相对灵活处置的机制。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西安有女子被隔离在街上冻死了。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在当地，不怕没地方住，但是类似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你没有核酸检测，行程码上还带着星号的话，根本就住不了店，那怎么办？坐火车也不让坐，难道人就在大街上游逛？”
“这个政权，我就觉得很奇怪，它制定的这些政策，不是以防控为目的，而是以防人为目的。”秦辉说。
健康宝、行程码成了电子镣铐？
2020年初，武汉首先爆发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当年5月，当局在全国范围推行健康码，此系统的两个主要程序是腾讯的微信和阿里巴巴的支付宝。
健康码需要用户实名登记，包括性别、手机号和住址等信息，还接入了电信运营商、银行金融机构支付数据，以及航空、铁路、公路、市内公共交通等数据，民众担忧这样大量收集个人信息会侵害个人隐私。
按照官方说法，“健康码带星号”表示在过去14天访问过的城市中目前存在中等或高风险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访问过这些中等和高风险区域。而“北京健康宝”，坊间称是带有北京特色标准的健康码。
星号的意思就是在北京的大数据库里包括行程码、健康码，你只要路过或停留过中高风险地区的地方，行程码就会带一个星号。
秦辉指，现在已经预设了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市民必须得有一部智能手机，这部智能手机必须还有微信、支付宝的功能和软件，还得有健康码、行程码。否则，你什么时候都会遇到麻烦。”
比如，进商场、超市、大型娱乐场所、宾馆、车站、港口，机场，如果没有健康码，哪都进不去。“它对人的防控达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健康码好似一个电子镣铐，实时地监控着你。”
极端防疫违法
封市、封小区、封户，已经成为各地防疫常态，即使一个小区只出现一个病例，也要全部封闭，甚至全部拉走隔离。而核酸检测、健康码、行程码则成了当局限制、监控民众的工具，甚至有人因此被刑拘。
2022年1月5日，郸城县汲冢镇王管村村民刘某某从上海市静安区返回王管村家中，近日被人举报。当地政府指他未报备行程及期间没做核酸检测，警方对刘某某采取行政拘留措施（先隔离后拘留）。而刘某某是在上海发生疫情前返乡的，但当地官方称他是“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乡”。
24日，知情人提供的消息称，57岁的妇人田丽，于1月7日在北京进入一家商场时因为没刷健康码被行政拘留十天，期满后被押送回天津，但仍被限制自由。
25日，记者多次拨打田丽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秦辉分析指，当局的极端防控是违法的。首先，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只能是有疫情的地区政府才可对本地区提出防控的要求，这是它们（中共）制定的法律这样说的，非疫情地区是不能这么做的。
北京市只有几个小区有确诊病例，苏州根本就不是疫区，就不应该采取极端过分的手段。
秦辉表示，当局在采取一些极端化防控手段之前，应当及时向当地民众公开将要采取哪些措施，民众是否有意见或建议，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选政府应该做的。即然自称是法制政府，那就必须得有法律的明确赋权。
中共的“立法法”、规章制订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制定的办法、实施的条例等，都要经过论证和听证程序，但中共并不遵守就实施极端政策。
其次，当局没有任何权利，老百姓也没有义务必须持有智能手机，必须得有微信，这是干涉他人的自由。
秦辉表示，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