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进中学初学英语，不知怎么发音，很多同学就用汉语注音，我也不例外，以为找到捷径，不到几天，大家都在勤奋地背单词练说话，结果就成了这种样子，晚自习时满教室一片读书声音：富来爱哥flag，砍吹country，撒盘儿super，烂吃lunch，考克cock，恨hen……
那时没有录音，没有收音机，忽然学起了帝国主义的语言，也无处去听听真正的英语外国人怎么说，回到家里学说了几句话，我妈妈觉得不知所云，说这是些什么东西呀，看了我的课本之后开始担心了，她警告我，这种发音比上海滩头洋泾浜英语还要差劲，越学越糟糕。毕竟她是四岁直接从外国人那儿学的，我爸爸也告诫我不要一上来就学错了口音，无法弥补的。并举例他十九岁就离开南京，这辈子说话还带南京尾子，但这是中国话，不怕人听不懂，你们这么糟改英语，要说给什么人听！
老师进门，同学们更加来劲，读声渐高，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老师惊讶不知所云。不耻下问之后，才感到事态严重，立即禁止注音，一遍遍纠正大家口型，一遍遍矫枉过正。我们的老师非常负责任，讲为什么中文注音帮助学外语有百害而无一用，她说最后是中国人以为你说外语，外国人以为你说中文。
老师开始教我们唱简单英语儿歌来帮助发音，据说这是练习发音的最佳途径，学的也都是美国黑人歌曲，老黑奴，老人河呀，还有一些美国六十年代的黑人歌曲，表现的是黑人抗争争取民权的流行歌曲，如“我们坚决不动摇”“We shall not be moved”等歌，那时黑人抗争歌曲已经传入中国，老师特地从大学的教材中煞费苦心找到的，为的是让大家学习正确的语音，同时也不犯政治错误。
另一位归国华侨老师又引进了几首百年英语老歌，“多年以前，多年以前”“家，甜美的家”，歌声如此优美打动人心，极大地提高了喜欢学习英语同学的兴趣。
教外语当然就牵涉到更多的知识，比如学习玫瑰花这个单词时，老师一不留神就讲到了这是英国的国花，英国人最喜欢在花园里种玫瑰，就像江南人喜欢栽种茉莉花，北京人喜欢种石榴树一样。
一年半之后，文革来临，有同学马上贴出大字报指控英语老师毒害青少年的思想，宣扬老牌英帝国主义者的国花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幸好没拉到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去，那我们的老师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非打成第三类四类不可，美国黑人是无产阶级，他们唱的歌凑合能过关。
但是有一位女同学，据说她的亲妈死了，受到后妈虐待，后来亲父亲又死了，于是受到后妈和后爸的双重虐待，她哭诉过自己常常被骂成拖油瓶，她面容比我们要大出好几岁之多，带着天生苦大仇深的样子，但是比我们成熟得多，功课不错，积极要求进步，好像是班上有数的几个共青团员之一。
我们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对她很同情，很关心备至，认为她是一个苦难中很上进的女学生，鼓励她将来考大学，可以学师范，不需要家中出学费，有时把她带到家里送她一些有营养饭菜，看到她从来没见过的美食，还有老师家的整洁布置，甚至还有一些她认为只有电影中资产阶级才有的东西，比如泡泡纱的床单，镂花的窗帘，刺绣的枕套，还有几张老师四十年代末在杭州西湖穿着长裙的学生照，那时老师正是浙江大学风华正茂的女学生，这位同学想起她困难时期饿的浮肿死于肝病的妈妈，一辈子也没穿过没有补丁的衣服，文革一开始就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仇恨。
我们班上几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背地里用她的姓取外号某妈妈，开玩笑说她适合作忆苦思甜的贫下中农老妈妈，稍加化妆即可上台，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些不革命不积极几个人私下的胡说，抖出来也会招惹麻烦的。
她贴出了大字报，批判英语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能她也没有想到其结果竟然引出老师的家庭背景，不仅和无产阶级无关，而且还很有问题，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始料而不及的。
工作组开始把我们老师划入二类三类之间，也就是敌人和朋友的含糊地带，推一把过去，拉一把进来的危险境遇之中。可能她也有些良心不安了，记得从六六年那场校园红色恐怖风暴之后，没有多少人再理会她了，都躲着走了。
她不是那种挥鞭子打人的女红卫兵，而是另一种恩将仇报的小市民，都是女孩中的另类，一旦风雨平息，人们心中自有定论。以后几十年她再也没有在同学中露面，可能也是良知发现，那种扭曲的革命风暴也害了十几岁孩子的心灵。
校长和教师都成了贯彻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罪魁祸首，据说解放后十七年完全是修正主义统治着我们的学校，因为他们都是在旧社会上的大学，没有受到纯正无产阶级教育，所以毛主席发动这场深入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扫荡这些污泥浊水，我们的中学教师们被分成四类，第一类比较好的，第二类有问题的，第三类有严重问题但还不属于敌我性质的，一般来说家庭背景都是很复杂的甚至反动的，第四类属于敌我性质，通常是解放前就工作过的，或者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的。
一类二类可以继续待在学生当中通过学习改造，一同进行文化大革命，三类必须写出触及灵魂的检查，由学生和革命派审查通过，第四类就是黑帮牛鬼蛇神，戴着大牌子被批斗，失去人身自由随时在革命小将的棍棒和铜头腰带的挥舞下接受大批斗，那些十四十五岁的无知青少年用红蓝墨水泼在他们的脸上和眼睛里，把他们的头发剪成阴阳怪样，于是尊严和体面顿失，人不人鬼不鬼的，这时候好像他们成了非人类，谁都可以来批斗他们。
我们的这位英语教师非常幸运，因为她的博学尽职和温暖性格，又住在学校，我们几个班级里她喜欢的学生们也住在学校，常去她家中，我记得好像大家自发地要保护她。
文革前教育局常常在她的课堂上进行教师观摩教学，我们也习惯了教室里总坐着其他学校的老师旁听，这样她的处境就降低到有些危险的地步，我们几个受到她鼓励和看重的女生特地悄悄去她家，告诉她要把检讨写的深刻一些，就往她的剥削家庭影响那儿套，反正她父母双亡，怎么骂都行，挖几代也没关系，越挖就越能顺利过关，她的问题主要还是来自家庭背景，隐约中知道她父亲在南京作过高官，但她是大学生身份，只要同学不鸡蛋里挑骨头，她会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之间。
在深挖深批判之后，校方和红卫兵组织宣布她是第二类，我们班男女同学大部分都非常高兴，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很温和。
后来在文革中，我和她发展出忘年交的友情，记得这位老师对我说的话，令我深受感动，她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真正触及灵魂的考验，她对我们这几个好心的孩子格外看重，认为可以和纯洁的少年交心，反倒对她同年代的其他老师同事们，必须提防，绝不能说内心的感受。
因为职业的缘故，这位老师当然还是不忘告诉我一些英语的智慧之言，对我一生影响最深刻的一句话是“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还有“Gather your rosebuds while you may”，简直和中文表达同出一辙“花开堪折直需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文革中她一直鼓励我自学，等待机会上大学。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师也早不在人世，想起那时学校里其他的数学政治语文教师们，有的遭受到非常不公和残暴的待遇，他们那时的年龄大多是三四十岁或者五十岁，比我今天要年轻很多，对发生在校园里的事情我们学生是那么无助和不解，十几岁的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躲避，后来就风吹云散，都上山下乡去了，几年过后才知道那时所定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老师们如此兢兢业业，为国家培育着下一代，得到的是拳打脚踢，恶语相对，我脑中浮出的一些十几岁的凶恶面容，戴着袖章不可一世，有的后来不需考试上大学，躲避上山下乡参军，出国镀金经商发财，投资移民捷足先登，后代都持有外国护照定居西方，自己裸官坐在高位上，随时可以溜之大吉，想起来只能说今日我们的道路渐行渐远。
但是少年就进入英语门坎后的影响还是终身相随的，比如我常常想起林肯的名言：“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2019年写于温哥华
润笔于举世停摆的疫情
2021年三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