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导演：“现在网上有许多人在转发电影《盲山》，这部电影是我全资投拍的。按道理我是应该打击盗版收取版权费的。但是为了解放中国被拐卖的妇女，打击买卖妇女的罪恶，我不收了。欢迎大家转发，观看！”
时隔8年《盲山》再次被网友提起
问：7月28日，一篇名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被网友翻出引起巨大争议。同时在微博微信上大家提到更多的则是2007年公映的《盲山》，它曾入围第60届戛纳电影节。讲述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至山区，全村都是帮凶，她逃脱无数次均无果。多年后终于设法传出消息，父亲和警察来救被阻，女主为救父亲砍死“丈夫”。作为《盲山》的导演，您在微博对此还专门进行了回应。
李杨：以前我就看过这个最美乡村教师的报道。7月29日，微博上也确实有网友@我。我还发了一条微博回应。已经八年了，还有这么多人记的这部电影，我真的非常感动。《盲山》是我自己掏钱拍的。当时没想别的，就想给国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影像。唤起人们对现实和对自己行为模式的思考。虽然没有挣到什么钱，但我仍然觉得做对了，值了。
受害人变加害人的真实案例促成拍《盲山》的决定
问：您当时为什么要拍《盲山》这部电影？
李杨：最早拍《盲井》的时候我就想要做《盲山》。1999年吧，我刚从德国回国，找题材的时候看过一篇报道，印象蛮深的。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因为被别人侮辱，最后加害别人，当时还被判了死刑。现在看的话，她的罪其实也不用判死刑，因为她没杀人，她只是把兄嫂家的孩子毁容了。
我觉得一个人从被害人最后变成加害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当然后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自己的方向也变了一些，要不要一定要写成被害人变成杀害人，按现在的审查制度恐怕也通过不了。一个善良的人最后变成一个作恶的、犯罪的人。但是谁把她变成这样的？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政府、当地农民的伤害等等这些。
受害者本来应该被同情，结果不但不被同情，还一直在加害。
问：如果拍电影的话，只有一个案例肯定不够，那您还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李杨：我跑到四川做了大量调查，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从搜到的报道中知道四川被拐卖的妇女比较多，而且当地有朋友可以帮我多了解一些被拐妇女的案件。我调查了各种各样的案件，把这些细节拼凑在一个故事里，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调查对象主要是公安、被拐的人和人贩子，被拐的人又涉及到拐她的家庭。当地有一个打拐英雄对我帮助很大，他在电影里也出演了最后营救女主角白雪梅的一个警察。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协警，解救了一些被拐妇女。他的一手资料帮我联系了几十个受害人。他不是演员，但让他出演，一是向他致敬，二是希望打拐英雄在这个影片中留下形象。
现实中被拐妇女和郜艳敏一样都选择了认命
问：被拐女郜艳敏被评为最美乡村女教师后，近期面对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在这个家庭里有孩子，公婆对我也还好，所以不希望大家再打扰她的生活。您所调查的被拐妇女中，有和她一样心态的吗？
李杨：当然有。《盲山》的结局分为两个版本，国内版中最后有一个被拐来的女人都上了警察的车准备回自己家，但她又下车了，说舍不得孩子，舍不得拐她的家。实际上这和现实中被拐妇女一样，很多女人后来就认命了，她们开始都反抗，后来有了孩子后，不能说习惯成自然，但认命的多，当人变成奴隶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生存。还有一种人是不认命，一直不停的反抗想办法逃跑的人。
这是两种人，但是谁应该是感动中国的呢？郜艳敏就像那个电影中最后留下的女人一样，所谓的牺牲自己。实际上郜艳敏也要生活，就算她说现在的生活不好，那么国家对这种犯罪行为会有什么处置呢？没有惩罚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她对媒体说现在过得还好，本身也是一个悲哀。因为可能她已经麻木了，可能她也觉得没有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她首先需要活下去。多说两句，如果郜艳敏以德报怨的行为就感动中国了，那么她对犯罪、对邪恶的隐忍应该是感动中国的理由吗？她被强暴了还不去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放弃了这个权利，这样就会感动中国吗？
马丁路德可以感动世界，美国那个黑人婆婆明明知道黑人不能上白人坐的专车，是会坐牢的。她仍然上了白人的车，她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美国歧视黑人的相关法律。这个是感动的事件。如果感动中国的是用郜艳敏这样的办法，那不是变相的鼓励吗？变相的鼓励那些受迫害的人她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说一个人放弃了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就可以感动中国的话，那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问：您理解她们的这种认命吗？
李杨：基于中国的文化，我完全理解这种认命。她们对生命、对人权的认识以及周围的环境，决定了她们的认命，虽然她们是受害人，但所有人都在加害于她。她们有她们的无奈。
每个村都有党员，都有党支部，都有村干部、妇女主任，他们为什么不管被拐卖的妇女呢？我觉得拐卖妇女这个题材不仅仅是拐卖，它反映的是所有人是共犯的一个问题，包括电影里白雪梅逃离村子进城后，人们对她的冷漠。我写的故事不仅仅是拐卖，而是说拐卖之后怎么办。回到郜艳敏这件事上，她选择留下我能理解，但我不赞同。
被拐女成乡村女教师就该去抓拐卖她的人和告买她的“家人”
问：那么您觉得郜艳敏应该怎么办？
李杨：我觉得当然要去告。不能因为对方是自己所谓的“丈夫或者公婆”，就应该允许他们犯罪，允许这些人对被拐妇女身体、生命和人格的加害。
法制社会是什么？法制精神不能跟道德、跟人情划等号。公安部打拐办主任不是说一定要查办郜艳敏这个事吗？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公安应该继续追捕拐卖她的罪犯。检察院应该提起公诉。她的“丈夫”包括她“丈夫”的家庭已经构成犯罪，犯的是拐卖妇女罪、强奸罪、非法拘禁就是绑架罪。她的“公公婆婆”也是共犯。
如果这个罪不去审判，而是以道德的角度来说我们办不下去，说她没告，民不举官不究。这不是说被拐妇女告不告的问题。如果不去追究，那么这就是变相的鼓励拐卖现象的存在。因为犯罪没有成本。这有一个资本核算的问题，如果是相亲结婚，要有很多聘礼等花销。可拐卖一个妇女，花两三万就能买一个人传宗接代，而且不会被惩罚，又有全村人的包容和纵容。那么为什么要花十几万的彩礼？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后，觉得很可笑。人的自由不仅是肉体，关键是精神上的自由。
女主定为大学生只因受过教育的人有反抗精神
问：通过您在四川的调查，还有我们日常看到的报道，在现实生活中，被拐卖的大多是农村女孩，大学生并不占多数。但在《盲山》中，女主角却是一个大学生。您的用意何在？
李杨：因为大学生受过教育，会有不断反抗的精神，她要的是人格的自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她不断逃跑的动力。
现实中很多女人被打几次就从了，反正已经强奸了，反正处女膜也破了，反正也是怀孕了，反正生孩子了，那就“凑合”过日子吧。还有不少家庭把拐来的女人当作生育机器，女人如果自己也把自己当生育机器，当然也没人去管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没有法律概念，一旦谈法就把亲情搬出来，这跟亲情有什么关系？亲娘老子犯法也应该要定罪判刑，那是两回事。
《盲山》说的不仅是三观的问题，而是对生命对人格尊重的问题。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的人组成，很多事情不能方方面面永远说是政府有问题，政府是谁组成的？政府做这些事情是谁允许这么做的？政府的不作为又是谁允许这样不作为的？
《盲山》大部分演员是当地村民他们觉得买卖女人很正常
问：这部电影除了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女主角扮演者是职业演员外，大部分演员都是当地群众出演。《盲山》中采用了大部分当地村民作为演员，您是怎么说服他们配合的呢？
李杨：他们村里就有被拐来的妇女，大家都见过，没觉得这是配合表演，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丑事。电影里陪着白雪梅聊天的妇女中，现实中就是被拐来的，还抱着自己的孩子出演，她的婆婆也是群众演员，当然我知道婆婆是看着她，怕外人给她洗脑。
我拍完以后遇到一个官员，他说我们家旁边邻居也是这样，她在那儿过的还挺好，还说他同学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就买了一个媳妇儿，看着过的还挺好，你应该拍他们的幸福生活。这个官员还劝我改结局，改成大团圆的结局，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下去。我说这个不仅仅是指责这个官员，而是在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
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法制观念是什么？自己遇到事儿的时候就开始讲法了，不出事永远不会去捍卫法律的尊严。
问：您选的外景拍摄地在陕西？而您自己本人就是西安人，选择家乡拍戏，不怕老乡们说你揭丑吗？
李杨：我觉得语言沟通比较方便。他们觉得买女人是很正常的事情。群众演员基本当地为主。我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更好的表达电影的主题，演员哪能演出农民的那个气质呢。男主角本身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装修工人。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东西，不是说演员围个头巾就变成农民了。
问：您觉得这部电影是对现实的还原还是放大？
李杨：缩小了。比这个惨烈的故事多得多。有的被拐卖的妇女常年不给衣服穿，锁在一个窑洞里，就当一个性欲机器。有的激烈的反抗，买家又把她再次卖给别人。因为降不住，几次被转卖，还有的一家几个兄弟共用一个女人的。
为积累素材接触数十个被拐妇女拍完后仍连续做恶梦
问：从您调查到拍摄接触了多少个被拐卖妇女？面对她们以及她们的经历，您内心是种什么感受？
李杨：大概接触了二三十个吧。我特别纠结，尤其采访她们时我很纠结。
我觉得自己内心比较强大，但后来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因为每次我都要不断地说服她们，诱发她们，重新让她们回忆，把伤口撕开，不仅仅是让她们讲事情，还要讲细节，因为我不了解细节就不知道怎么写这个故事。每次采访完一个，我都有很深的负罪感。她们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讲出来后，我还要安抚，疏导。她们有时藏得太深也想抒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