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赤朝开张之初，中共自我感觉超好，真以为天兵天将，刀枪不入。赤青小知“激情燃烧”，庆幸生逢盛世。实则中共自塑英姿，赤媒报喜不报忧，绝大多数国人（包括赤吏、共军）都不知道红朝实情。集权体制病的腐败，已随共军脚板迅速渗漫全国。
一、东北腐讯
地盘扩大，大镇、县城、中城、大城、省城，日子越来越好过，物质诱惑越来越多，原本就没有什么“阶级觉悟”的土共，一个个心旌摇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越来越松，肆志宠乐，纵欲而行。二战刚结束，在苏军帮助下，十万山东共军开进东北。很快，共军官兵就贪生厌战。1946年5月24日，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1902～1986)电函中央——
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负伤到后方抢扰打人嫖赌，（表现）很坏；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①]
1946年4月28日占领第一座省城——哈尔滨，林彪升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共军司令兼政委，真正“东北王”，叶群大摆夫人谱，“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②]高干都把持不住，中下层自然更难羁束。等级制是当然的。“四野”营级以上发长筒皮靴，连级以下只能穿棉鞋。[③]
萧军《东北日记》——
可怕的“官气”、做作的“严肃”的“党气”、说话的“八股气”、态度的伪善气……矜持、可笑的自尊……几乎从每个人底行为和脸上发散著这些腐霉的臭气啊！使人不能忍耐！暴发户、新贵的气派十足！（1948-3-6）
共产党员们堕落现象已见！要金馏子、要财产……（1948-4-16）
如今我感到一些人只是在作官了。看到一些后面跟着挂匣子枪的干部们，昂然阔步，这就是“革命成功”了！？（1948-5-19）[④]
二、进京了
1949年3月23日，毛周进京（自警“赶考”）。1949-3-27杨尚昆日记：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感触甚多。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住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⑤]
1950年1月2日，公安军司令部“三反”动员会，供应处长当场为党委算账，特别提到跳舞招待费就花了3000万（折合新币3000元），当场炸锅，有干部愤曰：“我们家里连板凳桌椅都不齐，你们跳舞就花了三千万元！”[⑥]
1951年底～1952年6月“三反”运动[⑦]，查实贪污1000万元人民币（旧币，合1955年币改后新币1000元）以上10多万人，贪污总额6万亿（合新币6亿），有期徒刑9942人、无期67人、死刑42人、死缓9人。[⑧]仅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就挖出238名贪污员工，贪污金额10.09亿元（旧币）。[⑨]
三、腐情炽烈
1951年，各地贪案堆积毛泽东案头，贪腐数字与性质之恶劣超出老毛想象，惊呼：
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如十年内不“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⑩]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各地中央局——
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1]
湘东平江，一位二十年前农会会长、时任农协书记，分到土地与果实，住上地主的高大楼房，脱口一句：“这一下可给我过过地主瘾啦。”[12]
结语
人性存弱，本性难泯，革命当然只能革别人之命，“高标准严要求”只能对人，难以对己。欧美三权分立的精妙处就在于契合人性，精准针对人性弱点而灵巧设计，防腐于第一阵地，重在制止腐败于初，而非亡羊补牢惩腐于后。中国当今贪官燎原，贪额动辄上亿。2017年11月中共十九大以来，仅副省级以上落马贪官就111名。[13]
体制上，纪委书记只是党委副书记，能监督书记吗？那不是“犯上”吗？中纪委主持反腐，力度再大，仍类似外科医生为自己开刀，难下手呵！每揪出一名高干贪官，“伟光正”脸上就多一条疤痕，能没有一点顾忌吗？
注释：
[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206。
[②]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英男、姜涛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68。
[③]姜桂林：《“新华社”十二年》，正声广播公司（台北）1962年，页60。
[④]《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201、230、248。
[⑤]《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64。
[⑥]《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75。
[⑦]1951年12月，中共发起“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⑧]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1卷，页109。
[⑨]《当代中国的天津》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53。
[⑩]何立波、任晶：〈“三反”：建国后反腐第一仗〉，《检察风云》（上海）2009年第7期，页67。
[11]《文献与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4。转引自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页293。
[12]王西彦：《湘东老苏区杂记》，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年，页8。
[13]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十九大以来反腐倡廉落马高官/22201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