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女生叫黄宗敏，是我在市东中学初中的同班同学，小个儿，身体瘦弱，相貌清秀，爱说爱笑，班里的几何课代表，所以人聪明。下午自习课要是有几何或数学的作业，经常是黄宗敏第一个解完，然后她就会伸个懒腰嚷一声，做完啦！几个偷懒的男生就会凑上去抄她的题，好交作业的差，早点去玩。
黄宗敏家住上海虹口区霍山公园附近，就是犹太人逃难到上海聚居的那块地方，都是挺好的石库门房子，应该说家庭经济条件会是较好的。不知为什么，初中毕业后她没有报考母校市东中学继续读高中，而是考进学费和食宿费都免费的上海中等师范学校读书。这样，整个高中我们都没有来往。1968年，黄宗敏从同学那里得知我因《一切为了九大》挨批，并报名去了北大荒，给我来过几封信，讨论问题，交流想法。我主要从来信中，也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了一些她的情况。
1964年黄宗敏读中师二年级，参加学校开展的“四清运动”，因与同学、老师的一些不同思想观点的争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时年17岁。两年后文革爆发，黄宗敏又与一批“牛鬼蛇神”老师首先被批斗，被挂上右派学生牌子。不久学校当权派被批判，倒是良心发现了，承认对她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过是学生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学校当权派承认“整人”是错误的，这让黄宗敏有所解脱，凭着她的独立个性，尽管没资格当红卫兵，也以学生的身份，象红卫兵一样到处串联，只身游遍了祖国的多半个名山胜水，过了一阵快活日子。但后来在1967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又被人旧事重提受到打击，挨批斗，再次陷入困境。总之，年仅二十而遭遇坎坷，命运多舛。
但巨大的政治压力并没有熄灭她独立思考的火花。
在她的来信中：
对于我报名上山下乡，她质疑1968年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是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的幽灵在作祟”，认为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和压制导致了中国人口政策失误、人口膨胀，人口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以至于只好把千百万青年学生弄到乡下农村了事。
对于当红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她发出一连串诘问：
“文化革命还要不要文化”？号称文化革命，却把现存的文化都要扫除，都要打倒，这难道可以理解吗？
强调“实践经验”，贬低“理论知识”，“理论知识还有没有存在价值”？“读书无用吗”？
“历史人物是否都要打倒”？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什么却“大加赞赏”？“焚书坑儒”真的能统一人们的思想？历史上有证明吗？
胡适先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符合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中庸之道之精髓，“没有其合理性吗”？应该全盘否定吗？
这是1968年一个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责问！
黄宗敏在当时的政治打击下，极度彷徨、苦闷，不断反思自己，她也虔诚地学习《红旗》杂志社论、姚文元文章、上海丁学雷、齐学江的时髦文章，企图清理自己的思想。但她最终还是否定了这些文革操盘手的东西，认为“他们的文风不正”，“治学态度不对”，惯于上纲上线，扣帽子，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是学术辩论的正常态度”。
后来，她只好在佛教和哲学中寻找心灵的宁静。但她说，她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当得知将被分配去上海郊区奉贤县生产队劳动，“那里实行工分制，按日计分”，1969年3月她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说“这封信既不是在上海写的，也不是在奉贤写的，而是在离了上海去奉贤，又离了奉贤到上海的过程中写的”。此后便没有了音讯。
2006年11月，母校市东中学校庆90周年我到上海，同学聚会时，我提起黄宗敏早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批评，同学告知，黄宗敏几年前就过世了。我沉默失语。
一个17岁女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不知道她下乡以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是否能平静了一些？我不能想象她被社会边缘化的窘迫生活和英年早逝。我只能设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一定让她深受伤害的心灵得到些许宽慰。
我自己是在林彪摔死后才开始反思文革的荒谬性，开始反思自己在文革中随大流狂热造反的行为。而她是文革风暴卷来时能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理性思考的一批人之一，她为之付出了代价。但她仍然不愿意激进的社会风暴摧毁她所喜欢的文化、智者、书籍、观念。她在来信中两次提到中庸之道，她曾怯怯地试问，难道一切社会变革都一定要使用你死我活激烈斗争的方式吗？今日中国在30年渐进改革的基础上，正在建设和谐社会，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对这位女生40年前的疑问的一个正面回应。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