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creenshot of the video shows the woman in the hut. Source: credit: Douyin via BBC
对于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徐州铁链女的调查，学者何清涟认为回避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1月28日以来，徐州铁链女事件不仅在中文圈传得沸沸扬扬，英文的Xuzhou Chained Women信息也多达245,000条（截至2月23日），事件的焦点是中国异常严重的拐卖妇女问题与农村地区在这一问题上形成的小共同体犯罪现象。因为意识到不管什么阶层、不管受过什么程度的教育的女性，只要被人贩子盯上，就有沦入地狱的可能。国人盼望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狠狠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但是，2月23日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徐州铁链女的调查终于出炉，恰恰回避了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对官员的处理事由竟完全回避拐卖人口
通过铁链女事件，人们对徐州贩卖妇女的黑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不仅翻出198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作者谢致红、贾鲁生），该书揭露了全国拐卖人口的恶劣现状，对徐州的描述如下：1986年以来，从全国各地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有48,100名。该书还指出一个当时少有人关注到的现实：人贩子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量拐卖妇女，徐州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在1988年前几年内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拐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阜成门六号院”根据这条线索再翻查资料，写了一篇《少数民族激增：人口普查数据揭徐州拐卖普遍性》（2022年2月20日），该文指出，徐州位于苏鲁交界地带，本来绝大人口都是汉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没有什么其他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徐州有18个少数民族，共9,000余人。但是短短18年以后，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数民族增加到47个，其中包括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这期间徐州市人口仅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
在1980年代后半期曾出现公开人口市场的宿迁是江苏省农村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现出现不少民族村，据说是一些被拐卖女子因此地条件优于家乡，转相介绍来此的（当然要收取介绍费）。这种因拐卖女子而形成的民族迁徒，也算人口迁徙史上奇特的一页。
上述文章只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我现在再补充一条，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1年），江苏省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84,126,802人，占99.27%；各少数民族人口为621,214人，占0.73%。与2010年该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5,850,787人，增长7.47%；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236,288人，增长61.39%。这种增长速度不可能是人口自然增长，大都是西南各省迁入的女性人口。
江苏省委省政府抢在两会召开前颁布关于铁链女的调查结果，是想对这件轰传世界的丑闻做个了断。但这份调查回避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受处理的五位丰县县级官员（其中那位徐州市妇联副主席是追查其担任丰县卫健委主任期间的失职）、十位丰县欢口镇村级基层官员的处理，主要事由是在计划生育、宣传不当、婚姻登记、对家庭虐待行为和严重超生放任不管，对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不力等，完全回避了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中国拐卖人口问题。调查报告中虽然提到拐卖妇女问题，但官员追责时却无此过，这就意味着“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是句空言。
回避了中国农村在拐卖人口上沦为共同犯罪体
铁链女事件引发不少讨论，由被拐女子为何逃不出，引出的事实真相是血缘、亲缘与地缘利益，使农村成了一个个犯罪共同体。许多农村基层组织和乡镇派出所不但没有发挥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积极作用，反而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中国农村村落基本是自然村，不管是独姓村还是杂姓村，彼此之间早就成了一个个利益共同体。光棍扎堆的贫困村落，花钱买媳妇习以为常。为了保护“买来的财产”，会形成一种不宣之于纸面的“乡规民约”，以及一种保护这种“特殊私有财产”的“群防群治”体系。比如一旦发现被拐卖妇女企图逃跑的行为，要给买家通风报信，让他们采取措施提防；对于警察来解救刚被拐卖妇女的意图与行动，村民会预警，会拒绝配合，让警察找不到人。万一被发现，村民会聚集起来阻挠警察把人带走。
再回到徐州，据知情者透露，“在徐州，解救妇女是一件非常困难并且危险的事情。每个村口，往往有老人提着铜锣把守，见到谁家媳妇逃跑或者外地公安进村办案，立马就敲响铜锣，每个家有收买媳妇的恶人行动，被拐的女性插翅难飞，而办案的民警在解救妇女时，被数十上百，甚至数百的村民围攻也是常事”。不过，这现象并非只在徐州出现。事实上，在拐卖妇女儿童问题上，中国农村成了一个个犯罪共同体，从村、乡镇乃至县一级政权都卷入其中。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2月20日，出现一篇网文《丰县董志民家族的前世今生及其关系网》，作者是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该文称，“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董氏宗族，是一个在当地生存繁衍了近六百余年，有宗祠、祖陵的大宗族。考察丰县董家并非欺男霸女之家；也非土匪刁民之辈。为何会诞生作奸犯科的董二瘸子和恶名满世界的董志民？实在不好解释。”文章还特别提到该家族对董志民的冷落，族中的婚丧喜庆都不带他玩，听起来，董的作恶完全与家族庇护无关，是他个人行为。
作者对董氏家族的正面叙述非常详实，许多资料除董氏家族主动提供，很难在网上搜索获得。但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有一个疑问：该族难道不知道董志民家那个女的被铁链锁住囚禁饱受虐待的事情么？如果知道，为什么不能出来制止？上述文章想证明，董氏家族一直讲究体面，但董志民虐待铁链女的惨无人道，却让这个聚族而居的家族努力装点的体面尽失。
结合起来看，我只有一个解释，中国政府想掩盖新农村建设失败这一事实。自从中共中央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将此作为对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在2006年将其细化为“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产业化经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搞好土地整理，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稳定与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流转土地”，从这些方针不难看出，除了“乡风文明”这四个难以界定内涵的要求之外，具体措施主要着重于物质层面的硬件建设。2021年8月，习近平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调研时强调“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重心也在物质层面。
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意味着文明的同步推进。常见说法是拐卖人口现象严重是因为贫穷落后江苏省自改革开放以来，按GDP总量排名，一直居中国经济发展前五之列，近几年跃升到第二或者第三。徐州市的排名也一直未出前十，2020年跃升至第六，居全国50强城市的第27位。但铁链女事件，却让世界对徐州的印象难脱“野蛮”二字，更让中国政府长达18年的新农村建设光环尽褪，经济发达，一直自以人文鼎盛自居的江苏尚且如此，其他农村地区可想而知。
可以说，徐州铁链女事件带出的人口拐卖与农村成为犯罪共同体真实面目，标识中共建政以来的农村治理基本失败。这就是江苏省委省政府相关调查报告努力回避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所在。
作者：何清涟，中国经济学者，现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