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良与儿子穿越热带雨林（图中划圈两人）。（杜志良提供）
杜志良原本在高密市一家个人木器厂有份收入不低的工作，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2020年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和儿子的命运，两人从此开始了奔赴美国的逃亡之旅。
因信仰和言论自由被拘留、虐打并株连儿子退学
杜志良多年来在高密市的一个小县城运营一个家庭式的小教会，2020年爆发疫情时，他们的活动被人举报，然后遭百城派所抓捕。
“他们一上来就把一个73岁传道士的胳膊拧起来”，因为看不过他们对一个老人动粗，“可能我推了一下那个警察，他就不干了，直接（把我）往死里打，动手很粗暴。我的头都给打破流血了。”杜志良说。
据杜志良表示，警察的理由虽说是疫情期间非法聚众，但实际上是看不惯他们家庭教会，因为在高密有几个官办的爱国基督教，“搞得很过分，就差升国旗了，而基督教没有宣传党的那些海报，没有干这个的，所以我们一直很排斥这些官办的基督教会，他因此可能受上面的指使，借此故意打击”。
而到了派出所之后，“那个民警直接把我放倒了，当天晚上一直折腾到大约晚上一点多钟。我的脸被他打了好几记耳光，我左眼也被他打出血了。然后，我媳妇找人把我接出去了”。
被警察打伤的杜声良。（受访者提供）
杜志良说，出来之后他直接就去了医院，做完检查大约三四点钟回家，然后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又被警察抓去拘留，直到清明前后才被放出来。
根据杜志良出示的高密市医院CT脑部扫描和X线诊断书显示，当时杜志良面部多处软组织挫伤，鼻骨中段骨折，身体左侧第五肋骨骨折，并有多处软组织挫伤。
医院诊断书（杜志良提供）
这不是杜志良第一次被捕。2018年3月11日，习近平修改宪法以求在二十大之后连任。杜志良于当年的11月22日在网上发表评论，结果当天下午五点，他便接到派出所电话让他过去。
杜志良说，中国人的聊天记录全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被指这侮辱国家领导人，被拘留。警察没收了他的手机翻看，把他的亲戚全部排查一遍，以查找有没有所谓的反共人员。
他说：“那是我第一次进去，拘留了我十五天。2018年11月22日，西方的感恩节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之后，“他们让我写什么保证书，说不侮辱国家领导人”，他拒绝了。
之后，受此影响杜志良的工作也没了，去年4月份他儿子也被迫退学了。
他说，学校的老师知道他的事之后，他儿子在学校天天挨班主任（数学老师）打骂。杜志良的儿子也说，“原本我数学成绩基本上都是排在前五的，所以数学老师对我都挺好的。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开始天天骂我宰种、畜生、没教养，并用教棍打我。”
因为“没有理由的打耳光，用高跟鞋踢，我儿子被打得都不敢上学了，然后去年4月份退学了。”杜志良说。
他并说，“我们现在在偷渡美国的路上，我们爷俩在国内没法活了，我妻子被他们折腾的都神经病了，”甚至在亲戚的劝说下和他离了婚。
“国内的这种政治高压，让我们这些稍微有点异议的人士了活不了。因为你一出声他就打击，你连个宗教自由都没有。”杜志良说。
与儿子历经重重艰险穿越热带雨林投奔自由
2021年4月11日，杜志良带着儿子从北京到了巴基斯坦，然后从巴基斯坦辗转到土耳其，在当地新疆人士的资助下，在土耳其生活了数月后，又在迪拜中华教会的资助下，到迪拜待了四个半月。
然后，“到迪拜后通过海外这些组织的资助，我又飘到了厄瓜多尔的基多。到了基多以后他们说你这个事儿只能去美国寻求帮助，而且在这地方没有收入，所以我就踏上了去往美国这条路。”
因此，他们又从厄瓜多尔经过哥伦比亚，再经过巴拿马热带雨林，到达哥斯达黎加。
杜志良父子。（受访者提供）
据杜志良回忆说，与他们一起穿越热带雨林的，还有几个拉丁美洲人和黑人难民及他的老乡。他们在印第安人向导的带领下，一天在泥地里行走八个小时至十个小时，走不动了，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包括手机充电器、衣服，甚至护照也只留了一张护照照片。但杜志良的儿子因为比较胖，跟不上其他人的行动，第二天他们就掉队了。
杜志良说，“我在热带雨林的四五天特别特别害怕。”因为掉队以后会面临很多危险，巴拿马那边有些人专门持枪劫匪，如果被劫匪碰上的话，他们不但会抢钱，还会杀人。而且，热带雨林里还可能碰到美洲豹，所以那些向导都带着枪。
幸好，“我们山东的老乡挺好的，他一直陪着我。当时就是要死大家一起死，听天由命。我们一边摸索着找路一边走，然后好像过了一天，又有一支古巴人的小队赶上来，在他们帮助下我们走出雨林”。
杜志良说，热带雨林面积太大了，一旦迷路就走不出来。而且即使顺利，也要连续走五天至七天才能走出来。他们每天脚走得磨起泡，还得继续往前走，他（儿子）走不动，他就用衣服拴在他儿子身上拽着。“因为还要爬山，那个山也不是石头山，都是那种泥泞的路，走一下摔一跤，走一下摔一跤，就这样生拉硬拽地把他拽出来”。期间他们饿了随便吃点饼干、方便面，晚上住帐篷。
出了热带雨林以后，他们到巴拿马政府的难民营登记了之后，因巴拿马政府是不接收难民的，当局就把他们这些难民有组织的全部送出巴拿马边境。然后他们自己再花两三美金坐大巴车到达哥斯达黎加。
在哥斯达黎加的圣可西，晚上他们就在唐人街的角落里搭帐篷休息。杜志良说，哥斯达黎加对难民比较人道，“你只要别在境内犯罪、贩毒，人家是不管的”，并且治安也很好，警察也不管他们这些过境的难民。
但因为哥斯达黎加有一种吸血蚊虫很厉害，他的脚脖子全部被叮肿了，他们准备等脚消肿了之后再继续往北走，然后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
杜志良说，他想让孩子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他们受够了，想过一种自由的生活，让孩子摆脱中共的洗脑教育，然后他自己也能自由地做一个基督徒。
杜志良的儿子也表示，过热带雨林时，第一天脚就磨破感染了，而且还扭伤了，当时累得除了想睡觉就是想休息，但他并不后悔。他说，“在学校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一点苦都吃不了的话，那我还能改变什么。”
最后杜志良表示，他们现在的生活都靠老乡有点钱维持，而他们坐巴士从一个城市穿越到另一个城市，需要十美金，很贵，所以他们多数靠步行或者在路上拦车拉他们一段。这样他估计他们最快还得一个多月到达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