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至24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群体失业率处于20%以上的高位，即5人中至少1人失业。图为2020年7月25日一位女士在河南郑州招聘现场休息
针对就业难题，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年预期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与去年相同；但是，即使从官方表述来看，也会发现今年的就业难度远大于去年。
经济走势积弱不振，势难实现“比较充分就业”
当局评估今年经济形势严峻，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故将GDP增速从去年的“6%以上”降至“5.5%左右”。“5.5%左右”其实也是个底气不足的政治口号，并不是中国经济真能达到的目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25日修订的世界经济预测，认为中国2022年增长率为4.8%，下调了0.8个百分点。这比2021年的8.1%大幅减速。
大家知道，2020年中国经济遭疫情重创，这么低的基数，中共2021年的GDP增速目标也仅是“6%以上”，说明当局不是不知悉中国经济存在重症；而2022年中国经济的国内国际处境比2021年艰难得多（比如俄乌战争的重大冲击），却还硬要“5.5%左右”，是有其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确保“二十大”胜利召开、圆满结束。当然，在政治任务面前经济常识靠后摆，是中共一贯做法。
经济走势不振，就业率就难看了。经济学中有个奥肯定律（Okun’s Law），这是一个从数据总结出的经验规律，大意是说：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这在西方国家获得了较好的验证。虽在中国出现了严重偏离（学术界认为，严重偏离的一大主因是中共官方统计失业率失真，没有包括近3亿农民工群体），但奥肯定律的涵义——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这在中国仍是适用的。2022中国经济衰蔽，这就决定了就业环境的恶劣，“比较充分就业”说说而已。
这里有必要揭露一个谎言。这些年中共一再声称每年新增就业超一千数百万人，也有论者称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近年来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制造业就业人口自2013年起持续下降，5年间减少超过1000万人）。其实，“就业始终保持稳定”的假象，是用农民工（隐性）失业的血泪凝结成的，因为他们被迫回乡务农被认为是就业，不纳入失业统计。有农民工这个大蓄水池，中共的数据永远是“好看”的。何况中共操控数据和造假早就臭名昭著了。
中国“就业难”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本文要指出一点，中国的就业难并不是因为人多。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长期认为劳动力太多、无限供给，因此造成了就业的巨大压力，中共借此搞“强制一胎化”计划生育。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当今，中国的人口总量和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从1992年的“低增长率”转变为2021年的“零增长”（当年末141,260万人，净增长仅48万人），2022年以后可能进入“负增长”；同时，生育率极低化，加剧老龄化。入口结构的日益畸形，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再具体到劳动人口：（一）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减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02年首次出现下降。15至59岁人口，2012年为93,727万，比2011年减少345万，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2020年更降至8.8亿人。（二）劳动参与率（有就业意愿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降低。国家统计局并未正式公布全国的劳动参与率数据，可从汇总数据推算，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研究发现，201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持续下降。
在以上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劳动力已从“过剩”转向“短缺”。2019年经济学人智库发表预测称，20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将较2018年减少7,000万，这将限制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过去数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急速消散。又有论者指，劳动供给缺口预计到2025年扩大到600万人左右，到2035年将扩大到2000万人左右。
既然劳动力已经“短缺”，为什么中国还就业难呢？问题出在劳动力供给的结构问题上，也就是说劳动力所能提供的劳动与工作所需的劳动之间的不匹配，因此“缺工作”和“缺人”并存。
例如，2月22日，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四季度“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反映出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智能制造领域缺工程度加大。从100个职业分布看，有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自2019年第三季度该排行发布以来，制造业类职业占比一直较高。此前，其预测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就业结构性矛盾中共长期不去解决，现已积重难返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中国长期存在，但中共就是不作为；而且，近几十年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扭曲性的教育政策，使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以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为例。
先说农民工。早在本世纪初，中国沿海地区就开始出现民工荒，甚至一些普通中等城市、小城市，也都出现了劳动力不足。这显示（一）总量问题不是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二）大量的“血汗工厂”使劳动者一方面工资无法合理增长，另一方面无法发展劳动技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开始酝酿、发展，这意味着中共大大浪费了劳动力供给充足的“人口红利期”。当前，农民工大龄化问题愈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2020年上升至41.4岁，高于2020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38.8岁），2020年16-30岁农民工数量仅占22.7%。2021年末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29251万人，40岁以上占比过半，50岁以上占比达到26.4%，这部分人（约1.5亿）已很难通过职业培训来转型、胜任传统产业的作业要求，再就业挑战极大。
再看大学毕业生。这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转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15%~50%），2019年开始普及化（毛入学率大于50%，“十四五”期间计划提高到60%）。应届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2022年首次过千万（为1,076万，增量167万，远远超过2021年35万人增量和该指标值此前十年约30万人的均值）。但是，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匹配，教育链—人才链—工作岗位链失衡，早就出现了“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就业难”、“白领失业”等等现象。2020年12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20-2021）》显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率为39.70%，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为24.40%，教育不足发生率为35.90%，错配程度突出。相对而言，美国等发达国家教育错配率平均在10%以下。
结语
当前，中国就业压力与部分行业、地区招工难同时存在。这种“结构性错配”，绝不只是产业升级趋势下高技术劳动力相对匮乏造成的“技能错配”问题，也不只是青年劳动力不满工厂“长时间、单调劳动”模式的“期待错配”问题，而是中国经济转型、教育转型和社会转型问题，以及这三者的耦合、共振问题。恰恰，中共在这些方面口惠而实不至，贻误时机，致使问题积重难返。2022年将很难过，但这还只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