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似乎击穿了中国社会的心理底线。“铁链女们”的悲惨命运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民意，也映射出政府权力的麻木不仁、昏聩，以及腐败。在民意的推动下，政府被迫针对被拐妇女推出调查和治理措施。在中国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在铁链女事件中消失殆尽的背景下，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拐卖妇女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
姚诚2011年冬天在安徽省大别山一间柴房里见到了19岁的被拐卖妇女邓露荣。作为退伍军人的姚诚当时在参与人权组织“中国妇权”解救被拐妇女儿童的行动。
因为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引起的有关妇女拐卖的持续舆论风潮，姚诚在二月中旬首次通过Youtube的视频平台，回忆了这一经历。
一次并不成功的解救
“她躲在柴火堆里，抱着她双目失明的儿子，问她什么话，她都不说，很麻木，”姚诚回忆说。
邓露荣回答解救者提出的问题时，时而清楚、时而模糊。姚诚介绍说，他们当时判断邓露荣患有轻微的智障。
本台记者从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妇权”组织核实了邓露荣的部分信息。邓露荣家住安徽省宿松县柳林乡，因为是超生，被父亲弃养，13岁时被村里的乡村教师强奸，14岁时被叔叔卖给了附近北浴乡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邓露荣的丈夫，也不应叫丈夫，因为并没有结婚，就让她在村子里接客，村子里从六十岁到三十岁，以及更小的找不到老婆的男人跟她睡觉，一次收20元钱，”姚诚介绍说，这个男人用她卖淫的钱盖起了小楼。
“中国妇权”团队的人前去探望邓露荣，直到第三次才见到她，因为很多时候邓露荣并不在家里。姚诚说：“村子里的人说她受不了，受不了这么多男人的虐待，她跑了，经常跑。她跑到山里面去，睡在草堆里，在地里扒着庄稼吃，典型的一个现代白毛女。”
但邓露荣还是要回去，姚诚说，她这么做是为了看自己的儿子，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因为眼睛发炎，已经双目失明。
姚诚和同伴们解救邓露荣的这次行动并没有成功。当姚诚还在柴房里询问邓露荣情况时，他已经感觉到迫近的危险，“我们发现很危险，门口围了很多人，拿着扁担和锄头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想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如果这个事情揭露出来，这些男人是犯罪。”
团队被迫离开后，去当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却以“私了”推脱，不愿插手。如今，十一年时间过去了，“中国妇权”创办人张菁今年2月24日在推特上说，当地公安不作为，邓露荣至今“饱受煎熬”。
那一个个黑暗的角落
张菁所领导的“中国妇权”虽然在被拐受害人的家属面前是拯救者的形象，但她告诉本台，当她面对一个个被拐卖妇女的个案时，心情常常是崩溃的，“有时候我们救不到人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象邓露荣的这个案子，我们找到她，帮她报警，都做了这么多，可还是救不了她。”
“中国妇权”于2007年成立中国妇女儿童保护中心，开始着手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动。姚诚也是从那一年加入这一工作，他介绍说，这一行动的参与者一开始就约定以志愿者的形式加入，自己贴时间贴钱。
姚诚告诉本台，他负责的主要是解救被拐儿童的工作，儿童中大部分是女孩，“这些儿童被拐卖以后，就像丰县铁链女一样的，被拐的时候是儿童，后来长大以后，然后需要寻亲。所以我们找儿童的时候，一半以上找到的都是妇女，就是成家生孩子以后的妇女。”
从中国法院历年公布的相关案例看，妇女被拐卖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暴力抢人、下迷药、诱骗等等，一般都是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前提下进行的。出于对妇女拐卖现象普遍性的担忧，有网友无赖地调侃说，在你和铁链女之间只有一闷棍的距离。
姚诚分析说，女孩子被拐卖后的用途比男孩子要多得多，“买一个女孩子，几千块钱，养在家里当一个劳动力，养大了以后做儿媳妇，省钱啊。还有一些人贩子看重女孩子的经济效应，就把她们送到娱乐场所，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多了。”
姚诚的说法实际指出了被拐卖妇女和女孩的主要出路，包括强迫婚姻，强迫劳动和所谓娱乐场所。也有少数地方，包括山西、湖南等地，曾先后爆出有被拐卖妇女被卖尸配阴婚。而娱乐场所大部分指的实际是色情行业。
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90年代在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任职期间，曾在中国性工作者中推行卫生安全措施。在实际工作中，他观察到，有不少的女性性工作者很可能是被拐骗的，“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就是被家乡那些所谓成功的大姐带出来的，到了都市里才发现原来是做这个，有的人会一直反抗，有的人会被强迫，但有的人可能也就接受了，这些情况都蛮多的。”
万延海向本台坦言，因为主要从事卫生安全的工作，即使发现了有被拐卖人口，也不方便向警方举报，因为这样无法取得娱乐场所老板的信任，工作就没法继续了。
三百多万被拐儿童大多数是女孩子“
从全中国范围看，被拐卖女性（包括成年妇女和未成年女孩）的数量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郑恬恬2018年在英文学术期刊《历史考古学及人类学期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Anthropological Sciences）上发表文章，综合国际组织的调查数据统计得知，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被拐卖的青年女子和小孩总数为92851人。但她强调，实际的被拐卖人口可能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姚诚依据他多年从事解救被拐儿童的经验，给出了一个估计，”从1980年一直到2016年放开二胎，最高峰的时候，一年就有二十万孩子被拐。我们自己统计，平均每年有十万个孩子被拐，一年十万，十年一百万，三十多年就三百多万。“
姚诚前面提到被拐儿童中大多数是女孩子，这种估计也符合世界的一般规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发表的报告称，在2014年获得的71个国家数据中被拐人口有96%是女性。
实际上，很多被拐受害人的身份难以确认，因而难以被统计。姚诚介绍说，”很多孩子找不到是因为被洗白了，就是买孩子的家庭花点钱给派出所那些户籍警，给她们上了户口，上了户口就没法找了。他说是他家人，有户口，编了一个出生日期、名字等等，你没办法找了。“
江苏徐州铁链女的真实身份至今成谜，虽然江苏省政府的第五份通报认定她就是结婚登记照上的杨某侠，也就是云南的小花梅，但网络舆论对她的真实身份仍有广泛的质疑。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拐卖人口数据的统计似乎讳莫如深。美国国务院2021年发布报告称，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人口拐卖受害者的任何数据，这可能与中国政府在一些地区执行强迫劳役，并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等少数族裔的做法有关。
跑不掉的被拐妇女
被拐女性的流出和流入在地域分布上有大致的规律。纽约州立大学的郑恬恬在前述文章中提到，卖出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安徽、贵州、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省，买入地则包括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和内蒙古等省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