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标题是陈云之语。当下普京侵乌败迹显现，向习近平求援，以中共奉俄为师的历史，援俄势在必行——俄乌中三国曾有一种历史脉络：斯大林在乌克兰制造大饥荒、毛泽东学斯大林搞“大跃进”，饿死中国人四千万，已经是陈云给出数字的一倍，这次再拉上中国为俄罗斯陪葬，看来也是势在必行，可乐观其成，虽然中国人又要赔上性命。借我新书上市之际，再说说中苏两党的传承，虽然本文‘《“乌托邦”祭》日译本序言’并未收入此书，它写于三十年前。】
一、
这本描写中国“大跃进”的长篇纪实作品，是1988年初我一拍完电视片《河殇》后就立即着手写作。写这本书的动议，最初是由江西《百花洲》杂志社（庐山在江西境内）提出的，他们为我找了两位合作者，罗时叙和陈政，都是庐山地区的作家，关注和研究庐山会议事件已有十年时间。没有他们的参与，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庐山会议亲历者、研究这个事件的专家的热情帮助。书稿由《百花洲》杂志刊登，但在发行前遭到北京高层的查禁，只有零星杂志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在1989年，这本书由一位个体出版商靠“地下渠道”印刷发行，在全国一时风靡，此时天安们事件已经爆发。
“大跃进”主要包括了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29—1933年的苏联集体化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饥荒，致死人数估计达一千四百五十万。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后果，比苏联要惨烈得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成为引发更为黑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渊数。我们对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
海外对大跃进所致之饥荒的研究，已有著作和文章。但因资料所限，仅能根据中国人口的总的数据，推断出全国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据。另外，由于中共对这段历史深为忌讳，一直不开放挡案，也深怕中国大陆的学者和作家染指这段痛苦的往事，以致对这次在中国历史上都很罕见的大饥荒，学者们所能提供的结论便只是几个抽象的数字，诸如一千万或三千万之类。饥荒之空前惨烈，干部之非人道，政府救灾之不力，以及人性之泯灭都隐没在几个数字之中。
从大跃进的发生和后果可以看出，第一，共产主义这种天方夜谈实际上多走一步就是鬼域世界；第二，中共政权在不发达的条件下，掠夺得最为凶残彻底的对象，偏偏是它所赖以夺取政权的基本力量—农民；第三，当领袖、党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皆为刍狗，吃饱肚子的权利和其他一切权利都不可能存在，历史已经证明过，中共是一个连人们吃饱饭的权利都要剥夺干净的非人政权。
二、
发动大跃进的政治背景，起初只是中共高层关于中国大陆发展方向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中共试图以超高速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一种现代化尝试。斗争的结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的“乌托邦”思潮和好大喜功的热昏情绪占了上风。但试验的结果，却是激进派的失败。失败引起党内权力之争，并进一步导致疯狂的蛮干，直到饿殍遍野才止步。这地地道道是一场人祸，而绝不是自然灾害。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采取了苏联斯大林式的发展策略，即利用计划经济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尤其是要获得钢铁。这种发展导向，自然是由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格局所带来的，其中不仅有韩战和台湾的因素，在中共领导人的战略考虑中，还有对苏联的隐忧和防范。所以，毛泽东的急功近利，并非都是浪漫情调，而有其严酷和现实的政治需要。
发展重工业所需的资金，自然也是学苏联，由政府通过征收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取得。然而，中国当时的农业，基础要比苏联差得多，1928年苏联粮食的人均产量是566斤，而1957年的中国只有290斤，因此，中共榨取农业“剩余产品”的余地要比斯大林小。再者，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是靠农民革命得天下的，它在农村的政治基础使得它不能完全效法斯大林1929年的野蛮做法。事实上，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就曾汇编苏联1929年强行集体化造成恶果的资料送回北京，委婉的提醒毛泽东不可蛮干。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受到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在十五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的影响，也当场提出了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口号。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集体化和大跃进的问题上，都是亦步亦趋跟苏共学来的。这既反映了共产主义在发展模式上并无各国可以选择的自己的道路，毛泽东除了搬抄苏联是没有自己的创见的，也反映了毛泽东好大喜功的性格使他只会比苏联作得更过火。
三、
毛泽东用来强迫党内外同意他搞“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再强调中国农民“天生具有进入共产主义的冲动”，不同意他这种看法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小脚老太婆”。毛泽东经常借用“人民”这根棍子来压制不同意见，他常常爱说得一句话是：八亿人民泄了气怎么得了？
后来他干脆到《三国志●张鲁传》和陶渊明的诗里去找所谓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原始根”。他说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雏形，信教者出五斗米就是公共食堂，“置义舍”就是公共宿舍，“以神道治病”就是免费医疗，“以祭酒为治”就是政社合一，等等，这一派似是而非的说法，由于以所谓理想、人民等最崇高的理由作幌子，竟使人们不能质疑。
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中国农村从1951年开始搞互助组，起初还是提倡自愿，从1953年底开始，政府就逐渐对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和油料实行统购统销，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打击和严禁自由经营粮食。在收购时，许多地方还对未入社的农民强迫多征。仅1954年，全国就比计划多征了一百亿斤。事实上，从1952年2月毛泽东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以后，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就已经是一场剥夺农民生产资料的政治运动。
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1955年底，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还不到两万个，入社农户只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但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如“雨后春笋”般扩展到76·4万多个，入社农户1，1674万多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一。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普遍的强迫威逼。早在1952年冬的互助组“热朝”中，不少地方就已强迫农民把农具、牲畜充公，连棺木也入了社。干部威胁农民说：“谁不入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
本来，毛泽东自己估计合作化运动要用十八年时间完成。他并没有想到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剥夺农民如此容易，便愈加昏昏然。但是，党内对这种“强迫命令”的“急躁冒进”，却大有反对意见，最主要的人物偏偏是主管合作化运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他在1953年已经被毛批判为“犯了右倾错误”。1955年他再次反对毛主张立即将合作社的数量“翻一番”的意见，很快就在十月的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被撤职，党内并展开一场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整肃运动，一大批对如此野蛮剥夺农民有意见的党员、干部被批斗、撤职;党内斗争又迅速扩展为全社会的大整肃，全国大抓“小邓子恢”，各地“拔白旗”（未入社的农户）花样翻新，把五年前分田地、斗地主的那些手段都用上了，也可以说，十年后的“文革”已在此时预演。
经过这一场以恐怖为前提的鞭打驱赶，中国农民便默默接受了剥夺。大跃进的心理基础已经奠定。然而，集体化以后，中国粮食的增长速度反而降低了。1953—55年，粮食增长速度超过百分之四，到1956—57年，已低于百分之三。农民没有公开反抗剥夺，他们先是搞瞒产私分、滥宰牲畜，继而让大量粮食烂在地里不去收割，最终这些都抗不过了，他们便开始撒谎虚报产量去糊弄干部，干部也以此去糊弄毛泽东了。这就是大跃进年代那些“高产卫星”的神话的由来。
1958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就在南宁发出大跃进的号令。到夏天，他又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全国立即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这是大跃进的癫狂期，据当时官方的统计，两个月里，全国投入近一亿人，城市和农村建了六十多万个土高炉，大片森林被砍伐，大量矿山资源被破坏，耗费如此巨大人力物力，1958年的钢产量里合格品只有800万吨，含硫量极高的土钢土铁达416万吨。
与此同时，农村强迫征购粮食的“共产风”也更加剧烈。政府估计1958年全国粮食总产约8，200亿斤，于是下达的征购指标高达1，175亿斤；事实上，产量只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二点五，而征购指标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三。
大炼钢铁和高征购，打乱了整个国民经济，市场供应短缺，北京市每天一人一两蔬菜。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当时的粮食部长陈国栋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告诉他，全国储备粮只剩下330亿斤，平均每人只有50斤粮食，各大城市纷纷告急，而农民已经在吃糠咽菜，农村无粮可征了。
其实，早在1956年相当一些地区已经发生灾荒。如安徽省的人口死亡率突然由1955年的千分之十一点八增加到1956年的千分之十四点二五。广西省已经因灾荒饿死人，省里对此漠然无视，造成1，4700多农民外逃，550多人饿死。1957年上半年，广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北京、山东、河北、辽宁等省也都有大批农民上访要求退社。但是，在这年夏天毛泽东、邓小平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后，农民的抗拒很快退缩了。
四、
整个大跃进时期，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个谜。据近几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是两千多万。这基本上同西方学者根据人口资料测算出来的数字吻合。笔者认为，这只是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的一个数字，离真实还有一段距离。笔者曾请教过一位大跃进时期在安徽工作的中央干部，他说安徽的死亡数字有三种：一是二百万，一是四百万，一是八百万，看你愿意相信哪一个。曾经受中央委托作过全国农村调查的前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所长陈一咨先生告诉笔者的数字是：
四川—九百万;
安徽—八百万;
河南—七百八十万;
全国—四千万以上。
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之际，中共元老们曾有一句名言告知天下：我们的政权是用两千万条生命换来的，谁想拿走，就用两千万性命来换。
尽管这个政权标出的价码如此骇人听闻，但它还是没有把1949年以后的成本算进去。因为或许连中共自己也知道，倘若1949年以前的那两千万条生命，还能勉强算作是老百姓情愿为共产党付出的牺牲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的无数“非正常死亡”则是这个政权强迫人们付出的。这些生灵的无端丧失，只能被视为这个政权的罪恶。即使按照中共的逻辑，他们的政权可以拿人命去交换的话，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也早已付出了超出几倍的价码。
最后，我要特别提到辻康吾先生，是他把《河殇》译成日文，如今又把这本书介绍给日本的读者。他让我深感日本学者的执着和认真。我也向参与这本书翻译的其他日本学者表示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