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被取缔的次日，她召集原来由她任命的该区各国有企业厂长开会，商量出路，因为她和厂长们的合法性一夜之间都消失了。她的建议是，由她出面注册一家私营银行，厂长们把本企业的国有流动资金作为这家私营银行的入股资金，转入此银行；再用银行贷款的形式，把来自各企业的资金转回企业。通过一番这样的“神操作”，这家私营银行就凭空有了雄厚的“资本”，而各位厂长也从此成为掌握自己企业金融命脉的私营银行“股东”；虽然“组织上”不再任命这些厂长，但厂长们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
当时我追问：“这样做合法吗？”但却没料到，自己问了一个道地的傻问题。这位前区委书记微笑着问我：什么是法律（чтотакоезакон）？她解释道：“我们各地的‘干部’们都在这样做，他们支持的国会议员在‘杜马’（俄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法令因此规定，这样的做法属于合法行为。不然，我也不敢告诉你了。”这就是“旧”零件组装出来的“新”机器在如何运作的典型案例。
苏共干部们并非真不懂经济，只是他们不喜欢计划经济之下的束手束脚而已，也不喜欢被党纪部门或克格勃勒索威胁；一旦让他们用权力自由自在地发财，就无师自通地各显神通，呼风唤雨。他们就是普京们的权力基础，仿佛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然而，用这些“旧”零件组装出来的俄国“新”政治制度，只是个民主制度的冒牌货。当中国民间呼唤民主化时，很少有人想过徒有民主制度的形式，在政治舞台上却“换汤不换药”，这样的冒牌“民主”完全可能重蹈普京的覆辙。
四、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转型？
共产党国家一旦走上了转型道路，是否就从此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呢？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成败之别在于，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完整的制度转型必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缺一不可。政治转型是民主化，经济转型是私有化和市场化，而社会转型是民众价值观、道德观的涤荡和清洗。在民主选举的状况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选民支持哪种政策主张。因此，社会转型才是民主化是否倒退、是否归于失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此，所有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展现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三重转型，这是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中欧模式；第二种，实行政治、经济转型，但社会转型迟缓，这便是俄罗斯模式；第三种，实行了经济转型，但不实行政治转型，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此乃中国模式。
俄罗斯民众在苏共下台前曾支持民主化，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可以轻松地推动象中欧国家那样的社会转型。俄国民众和大多数前苏共党员，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把共产党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却回避实行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就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995年，我在莫斯科的国民经济战略馆（北京展览馆采用了它的图纸）曾偶遇前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两人谈了五个小时，中心话题是：为什么民主化的俄罗斯不能深入批判共产党文化？他的回答是，这是情感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他的爷爷是赤卫队队员，见过列宁，父亲是高干，他自己也算高干，一家三代全都和共产党血肉相联。他说，我们知道民主化比共产党好，但要我否定十月革命，等于是让我否定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人生价值，这我做不到。
这次聊天后，我翻查了叶利钦时代的中学教科书，也检视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市的政治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比如斯大林就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展览馆里彻底消失了。结果，民主化过程中，俄国为了避免还原真实的历史，把苏联历史切碎了再稀里糊涂地拼在一起，这种做法其实是为逃避社会转型创造条件。
五、民主化失败的俄国重新成为战争温床
在俄国考察后我意识到，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转型和道德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意识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乱七八糟的混乱的历史教育，又在头脑里装进了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比父辈还混乱。
被旧价值观深深影响的数代俄罗斯人会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强汉般的领导人和强硬、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化必然走上失败的轨道，而普京当道却成为必然趋势。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对外霸权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为中国进攻台湾的军事计划叫好。
从更深层次去看，失败的民主化又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这种制度劣势会进一步深化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而普京的制度自卑感让他对那些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成功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所以，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这就是乌克兰战争的俄国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