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习近平大肆宣扬一项被称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计划，旨在重新分配更多的中国财富。
美国《华尔街日报》周日（3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明显放弃”了之前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文章指出，去年秋季，中国共产党举行“六中全会”并通过的一项“历史决议”，决议八次使用“共同富裕”这个短语。但今年，在中共总理李克强3月份发表的长达17000字的政府经济工作报告中，“共同富裕”只出现了一次。
报道指出，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习近平大肆宣扬一项被称为“共同富裕”的标志性计划，旨在重新分配更多的中国财富。该计划是习近平许多政策的基础，包括对被视为利用其市场力量提高利润的科技公司进行打击。
但是，虽然打击科技公司的某些方面仍在继续，但《华尔街日报》指“共同富裕”计划的其他部分已经消失，“因为中国将其优先事项转移到支持放缓的增长上”。
去年，“共同富裕”这个词似乎无处不在，在国家媒体、学校以及习近平和其他人的演讲中。去年秋季，中国共产党举行“六中全会”并通过的一项“历史决议”，使习近平与毛泽东平起平坐，该决议八次使用“共同富裕”这个短语。
今年，在中共总理李克强3月份发表的长达17000字的政府经济工作报告中，“共同富裕”只出现了一次。
财政部的最新预算报告并没有为中央政府分配资源的运动列出具体目标。在被指定为该计划主要试验场的浙江省，新的经济计划几乎没有提到可以把更多的钱放到不太富裕的家庭口袋里的政策。
北京已经收回了与该运动有关的一些措施。政府上个月搁置了扩大新房产税的计划，该税种可以为社会福利项目提供资金，但面临来自精英和决策者的反对，他们担心这将推低房产价值。该税种的试行计划目前只适用于上海和重庆。
财政部称扩大征税范围的条件“不成熟”，但没有详细说明。
“共同富裕”逐渐消失的部分原因是，在习近平需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的时候，所颁布的政策吓坏了企业家，减缓了增长。他正在准备政治会议，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使他重返第三个任期的权力。
但经济学家和学者说，越来越清楚的是，如果不进行习近平似乎不愿意接受的更为激烈的、可能是痛苦的变革，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这包括全面改革中国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中国的税收制度不如发达国家的累进制，其负担主要落在低收入工人身上。上层阶级往往有更多的政治关系，要提高他们的税率面临著阻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美国和英国的这一比例约为10%。来自社会保障缴款的收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9%的平均值。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家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向《华尔街日报》说：所有这些变化都涉及大量的政治举措。我不认为政府愿意采取这些措施。
作为中国最高政府机构的国务院和浙江省政府没有对评论请求作出回应。
“共同富裕”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用它来描述减少社会中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想。
然而，数据显示，自从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以来，财富的不平等已经扩大，社会流动性也停滞不前--习近平认为这是威胁到党的持续统治的趋势。根据“全球不平等实验室”的数据，2021年，中国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家庭总财富的68%。
去年1月，习近平批示，实施“共同富裕”刻不容缓，这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随著中国经济在第一波Covid-19之后强劲反弹，政策制定者看到了一个推动变革的机会，他们希望能够满足领导人的目标。
经济学家说，随后的法规主要涉及打击那些被认为赚钱太多或者金融风险太大的行业，而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来激励创新或者增加中国中低阶层的机会。
对房地产开发商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减少了他们的一些冒险行为，但却帮助引发了房地产的滑坡。对科技公司和营利性家教公司的管制阻止了垄断行为，但导致这些行业的大规模裁员，而中国上市公司中数十亿美元的市值在短时间内蒸发掉。
整体增长急剧放缓，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说中国将难以达到今年5.5%左右的政府增长目标。
虽然科技公司和企业家承诺就“共同富裕”倡议捐赠数十亿美元，但经济学家表示，这种一次性的捐助并不等同于长期社会变革的可持续战略，而打击行动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持续多年，这表明私人创业已经过时了。
报道亦引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共同富裕的口号几乎成为一些企业的集结号，他们用这个词讽刺地推断出一整套旨在控制甚至摧毁中国私营企业的政策。我认为这不是中国政府希望发出的信息。
随著增长放缓超过预期，副总理刘鹤在3月承诺，进一步的监管将更加“透明和可预测”。
该报亦援引一些经济学家说，如果增长强劲反弹，中国可能在今年秋天的党代表大会后恢复共同富裕。
但报道强调，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是否曾打算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帮助中国人民收获更大的增长份额。马格纳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向《华尔街日报》指出，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将更多收入和控制权从政府转移到私营企业，但这与习近平的意愿相悖。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向《华尔街日报》说，另一种方法可能是对个人征收遗产税或资本收益税，这将使更多的财富从富裕家庭转移，但这也可能面临反对。
其他经济学家说，中国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筹资方式--这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下是另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这可能会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威。
目前，地方政府负责提供许多社会福利，但它们通常负债累累，自行筹集资金的能力有限。因此，他们没有甚么动力去承担大规模的福利项目。
报道引述史宗瀚说，相反，地方官员倾向于投资那些见效快的项目，如基础设施，或那些被认为对中共领导人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如实现半导体独立或获得更多军事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