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1日，中国东北部吉林省吉林市某居民区，一群穿着个人防护装备(PPE)的人员正在准备喷洒消毒剂。
因为中共肺炎疫情（COVID-19）爆发，中国大陆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实施了全面或部分封控，然而除上海外，其他被封锁的城市中发生的民生灾难，绝大多数却无法披露出来，更上不了热搜。有作家发文呼吁关注这些城市，因为那里的人们也忍受着上海人所经历的那些痛苦。
作家维舟日前发表文章，呼吁公众关注那些上不了热搜“发不出声音的封控城市”，关注那些“想发出声音而不能，发了声音也无用”的无辜的人们。
维舟在文章的开篇就写到，有读者向他抱怨，吉林全省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也同样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城管控，吉林人也与上海人一样在受苦，而且小地方的人们遭受的痛苦“甚至更惨烈”，但却发不出声音，在网上甚至都求不到一个热搜，这位读者质问：“我们也是人，为什么就只能默默忍受，自生自灭？”。
文章表示，其实吉林的这一轮疫情来势也很凶猛，从3月12日起宣布封省以来，有的小县城即使在此后一个月间从未有过病例也仍然封城，社会生活全部停摆。但是，这些地方却犹如“舆论场上的黑洞”，几乎传递不出任何消息。那些地方的人们不是没有苦处，只是他们的痛苦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就被迅速阻止了，“偶尔有少数惊人的事件爆出，才会打破这一沉默的幕墙”。
文章提到了3月31日在网络上曝光的吉林省松原市王宓高速路上，一名货车司机因为高速公路出入口封闭而被困车上多日，最终猝死在车中的事件，指出这一悲惨而离奇的死亡虽然一度引发了公众关注，但国内没有媒体做后续报导，该事件“很快在嘈杂的网络上消失了”。
文章还提到了吉林长春蓉桥壹号住户居民王某4月初在业主群里号召进行“敲盆行动”事件，但这位居民等来的不是物资，而是被公安“治安拘留”7天并被处以300元罚款。
“吉林的疫情要比报道中能看到的严重得多了，身在其中，愤之、溃之、愧之”，一位长春的朋友说，“这次吉林的疫情，对比过去，看现在、想未来，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文章指出，吉林人的处境是疫情之下很多地方人们处境的缩影，而且与上海相比“恐怕更有代表性”。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就是“平日里很少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甚至哪怕深受苦难，仍然没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例如：安徽淮南市从3月28日起也对所有小区实施了封闭式管理直到现在；黑龙江绥芬河更是已封城60天了，但一直“悄无声息”，只是在4月4日由自媒体“喀秋莎来信”爆出了位于黑龙江东南部边境的鸡东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时军自杀的惨剧后，绥芬河的疫情才引起了外界短暂的关注。
据公开的资讯，鸡东县的医生时军，因为接诊了一名来自绥芬河的患者（此人冒用其母的核酸阴性报告蒙混过关），被地方当局指控为导致该县疫情扩散的“元凶”，他被公安连续审讯多日，还被迫屈辱地戴着手铐脚镣在医院做体检，最后这位医生因不堪受辱而用折断的牙刷挑断了自己的股动脉，自杀身亡。
几天前，广西东兴镇的网民在网上发帖呼救：“我们广西东兴市是被遗忘了吗？经历两次疫情，这一次疫情已经40多天过去了，还有新增，我心态崩了……外面真的有人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吗？知道我们被封了这么久吗？”
而云南瑞丽恐怕是中国最惨的一个城市：瑞丽在过去一年里9次被封城，城区合计被封时间长达160天，许多村民已有将近一年没出门了，已做了几百次核酸检测，至今仍动弹不得，沿边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卡点严禁出入，这里的人们都咬紧牙关忍受着，“至今没一例外溢出省”。
针对上述情况，维舟在文中引用E.P.汤普森在《共有的习惯》中所提出的观点：1866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没有骚动，许多农村家庭里的人慢慢地饿死，却没有发出一声怨言或有怨恨的迹象，“这种宿命论的态度有时被误认为是淡漠或顺从，但其实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文章最后指出，所有人都一起平等地忍受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受这样的苦，而要推动改变，就必须尽可能地发声”。
据《华尔街日报》４月１５日的报导，日本最大金融服务机构野村(Nomura)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上周一（１１日），中国有45个城市实施了全面或部分封控，总计涵盖3.73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尽管专家们指出封城防疫显然已使得中国的经济受到严重干扰，但中共当局坚持其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决心并没有改变。
有公共卫生健康专家提醒称，鉴于核酸检测的准确性有限，再加上不可能完全关闭地区边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极高传播性使其很难通过封锁来控制住。
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Mount Elizabeth Novena Hospital)的传染病专家Leong Hoe Nam谈到中国的抗疫行动时说：“他们（指中共当局）对抗疫情、决心要把新冠清零的意志十分强大，但我认为要清除奥密克戎是个白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