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营造“三反”运动的氛围：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
中共在政治运动中使用“坦白检举大会”的手段由来已久，早在苏区“肃反”时就已采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更是得到广泛使用。[4]“坦白检举大会”的主要功用是，为嫌疑分子提供可资模仿的榜样，达到促使其坦白之目的，同时造成坦白检举的氛围，充分调动群众的热情，使群众在这种氛围中参与“联欢”。
1952年2月4日，苏南行署交通处、农林处和所属各单位以及民政处、秘书处、人事处、卫生处、公安局、法院、劳动局、监委会、苏南公学等单位，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坦白检举大会”，由行署副主任刘季平主持。首先由水利局会计潘某和交通处工程师张某坦白自己的贪污行为，两人表示决心悔改，并检举了别的贪污分子。紧接着大会点名秦某等其他4名大贪污犯坦白，但他们在坦白中仍避重就轻。然后由各检查组汇报检查材料，详细揭露了上述贪污分子和奸商的各种罪行和贪污的数字。最后由刘季平宣布对上述贪污分子的处理决定：秦、刘当场逮捕法办；吴某撤职查办，限期彻底坦白；钱某交无锡市查办；潘某等12人因坦白彻底、态度诚恳，免予刑事处分。[5]这次“坦白检举大会”的效用相当大，结果又连续坦白出贪污分子922人，捉出大“老虎”8人，中、小“老虎”16人，发现有线索的大“老虎”近20人，中、小“老虎”30多人，还发现民政处梁某不仅是个经济大“老虎”，还是个政治大“老虎”，还有一大窝大、中、小“老虎”。[6]
1952年2月2日，无锡市直属机关举行全体干部反贪污检举大会，顾风市长作开展“打虎”运动的动员报告，指出全市机关干部总数的25%被发现有贪污行为，最严重的是市建设局，贪污人数竟达全体员工的三分之二。顾风代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阐明对贪污分子的宽严处理政策后，宣布46名贪污分子因主动彻底坦白而免予刑事处分。该委员会向大会公布了3名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的罪行，顾风当场宣布将这3人逮捕法办。这样的示范作用非常有效，大会一结束，即有100余人主动坦白自己的贪污问题。会后各单位纷纷发动群众打“老虎”。全市“老虎”数字与日俱增。2月14日、15日，市直属机关举行第二次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副市长刘中在会上宣布，转入“打虎”阶段13天以来，共收到检举信1，789件，已捉到大小“老虎”64人，被发现有贪污问题的干部占全市干部总数30%以上。[7]
与此同时，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3千人的反贪污坦白检举大会，当场点名百余人，一夜打出140只“老虎”。2月底，运动进入高潮。南京全市工矿企业于3月6日在坦白检举大会上一次“擒虎”500余人。[8]
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坦白检举大会”模式的基本特点，它通常选取几种类型的贪污分子，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鼓励嫌疑分子主动坦白认罪，并借此来鼓动民众检举揭发，实现更大的目标。实际上，所有在大会上坦白、限期坦白和撤职坦白的人，基本上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到会场表态只是个形式，其目的不是为了公开处理这些嫌疑分子，而是为了给其他人提供一个榜样并形成运动的氛围。典型示范是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树立先行示范的做法则成为动员、组织“三反”运动中一项得心应手的宣传手段，其作用也相当明显。如上所述，一边是“义愤填膺”的群众，另一边是所谓“宽大政策”的诱惑，面临这样的压力，恐怕多数所谓“老虎”很难不俯首认罪，所以这些“坦白检举大会”的“战果”相当丰富。分析在会上受到处分的人员构成，可以发现，运动开始逐步将目标指向留用人员和新吸收人员，而且多集中在财经和企业部门。
二、从无锡市的“打虎”战役看“三反”运动的运作
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打虎”任务，实现既定目标，各地一般都开展了3到4次“打虎”战役。无锡市从2月16日至3月底共连续组织了4次。每次都先进行“反右倾”的思想教育，组织专业“打虎”队，确定“打虎”的目标和任务，制定“打虎”的策略和方法。战役结束时召开全市性反贪污大会，集中宣布一批贪污分子的处理决定，以扩大影响和增强对贪污分子的威慑力。每次战役的具体做法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在2月16日至22日的第一战役中，7天内打出“老虎”110人，从原来一只一只地“打虎”发展到一窝一窝地打，不仅摸出了“虎路”，而且找到了“虎群”，在原来认为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部门也打到了“老虎”。第二战役从2月23日至29日共7天，采用了发动群众打“老虎”、结合“五反”搞“三反”、依靠“三宝”（“调查研究、组织火力、政治攻势”）斗“老虎”等方法，共打出“老虎”126人，完成预定任务的81%。到2月底，全市共打出“老虎”291人（其中大“老虎”70人），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16人。为了完成更大的“打虎”指标，无锡市决定全市各机关“打虎”队3月上旬休整10天，批判右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打虎”纪律，提高“打虎”本领，积极准备第三战役。第三战役从3月10日开始，全市对贪污分子的围剿达到高潮。通过学习东北地区“三反”运动的经验，采用“合同战术”（亦称“大会套小会”战术），先召开全市机关反贪污斗争大会，实行检举揭发与坦白交代相结合、主动坦白与点名坦白相结合、大会斗争与小会帮助相结合、从严批判与宽大处理相结合的办法，当场检举出172人，有110人在会上坦白或要求坦白。大会宣布逮捕5人，宽大处理6人，共打出“老虎”52人。各“打虎”队会后3天内又打出“老虎”70余人。紧接着，13日夜又召开反贪污斗争大会，宣布点名坦白名单152人，当场逮捕贪污分子13人，另有36人免予刑事处分，当场释放。这次大会共打出“老虎”148人。各“打虎”队在会后又连夜再开小会，围剿被大会点名坦白的贪污分子，以扩大战果。[9]无锡市通过数次“打虎”战役，超额完成了“打虎”计划。1952年3月13日至15日，仅无锡县就“端掉5个贪污集团，打下大小‘老虎’45只（税务局20只，银行10只，公安局、法院5只，合作社4只，建设科、文教科、卫生院3只，农林、农税、财政科3只）。”[10]
通过一连串“打虎”战役，集中突击，完成并超过既定的“打虎”目标，这是“三反”运动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在“打虎”战役中，还创造出各种战术与策略，如“敲‘山’震‘虎’，寻找‘虎’踪，联合作战，内外‘兜剿’，调‘虎’离‘山’，分化瓦解，争取‘俘虏’，以‘虎’制‘虎’，专案专人，包捉包打。”[11]还有“‘小组纠缠’、‘政治喊话’、‘跟踪追击’、‘泰山压顶’等方法，一个一个地捉，一巢一巢地端。”[12]
三、实现“打虎”目标的手法：内部瓦解、以“虎”攻“虎”和“逼供信”
“三反”运动的领导者为了达成“打虎”的既定数量目标，采取了各种手法。
首先是针对“斗争对象”周围的人开展内部瓦解。各地“打虎队”不仅动员被怀疑的“老虎”周围的一切熟人、朋友，甚至鼓励他们的亲戚、家人甚至父母、妻子和儿女，对被怀疑的“老虎”施加压力或直接揭发。例如，在南京军械总厂就有30多名家属动员丈夫坦白。[13]南京市六区的王某不愿坦白，“打虎队”对其女儿施加压力，于是他的女儿从家中取来赃物银元232枚、金戒指28个以及金镯金耳环等，当场揭发。[14]
其次是利用“老虎”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虎攻虎”的策略，当时亦被称为“狗咬狗”战术。“打虎”之初先明确规定，对那些贪污1千万元以下、坦白彻底的人，可免予处分，同时要求这些受到宽大处理的中、小贪污分子投入战斗，从“打虎”中立功自赎。通过采取这种“宽严分明”、“分别对待”的政策，以团结多数、孤立“大老虎”，并争取大批的“解放战士”转化为“打虎”战斗中的力量。此外还规定，每个“打虎”队中要有一名“解放战士”，以便了解“虎情”。[15]
例如，如皋县合作社用“以虎制虎”的办法，在全单位113人中打出“老虎”53人。[16]南京市陵园区供销社干部庄某在“坦白检举大会”上检举了另一名干部，后者遭到突然袭击后立刻就“竖起降旗”，并气愤地说，“我还要检举别人”，于是他又检举了叶某如何组织贪污集团的活动。[17]在“三反”运动中，往往把“斗争对象”放在一起开会，让他们相互揭发检举，结果很快“斗争对象”们就会互相“咬”打起来，因为只有拼命检举揭发别人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很多人都想“拉别人下水”来救自己。当然，这种情况正是运动的领导者期待的。
如果说上述两种手法属于软手段，那么“打虎”运动中更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硬手段，即所谓的“逼供信”。“逼”就是严刑逼供，“供”是迷信供词，而“信”指坚信不疑。在“三反”运动中，由于上级的巨大压力，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打虎”指标，就必然要采用“逼供信”的手法。
在扬州市，“‘火药味’较浓烈，一些单位的‘打虎’队，采取‘车轮’战术，对贪污或怀疑对象，施以罚站、罚跪、刮鼻子、加手铐、甚至坐‘老虎凳’，勒令坦白认罪。”[18]
镇江地委的报告提到，肉刑的花样繁多，如罚站、罚跪（跪瓦片、跪石蛋）、高声炸耳、1只脚站在3条腿的凳子上、把4只手脚捆在一起、把手反铐吊起来、上“老虎凳”、“坐飞机”、浇冷水（寒天）、推撞、拳打脚踢、打耳光、皮鞭子打、篾片抽、脱衣服冻、侮辱人格—戴“老虎帽”、刮鼻子等。地委行政科副科长周某被打5、6次，左胸陆续被打1百多拳，以致于吐血，小腹被踢肿，膀胱致疾，多日小便困难，还对他实现“疲劳战术”，3天3夜不让睡觉。镇江地委又把营造商人万木匠关了1个多月，殴打6、7次，将腰部和头部打肿，人晕了过去。专署农建科会计刘某在3月3日至29日期间，经受了吊、跪、打肿腰、打吐血、浇冷水；对彭某则采取7天7夜的“疲劳战”；农建科长姜某被打，其妻孙某也被打吐血，还要两手伸平托砖半日，打倒在地下后被抓住头发拖拽，又用大头针刺头，以致于她半个月内不敢梳头。粮食局薛某、朱某在下雪天被浇冷水，结果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报告给派出所，薛妻正值月经期，仍被关在楼上浇冷水，水一直淋到楼下。干校校长陈某被打吐血，晕过去两次，大手指被绳子捆伤，还遭到浇冷水、罚站2天2夜等。[19]
无锡县委的报告则描述了“逼供信”的具体作法：“一种是：打、绑、吊冻、戴高帽、穿虎衣、挂虎牌或罚站；一种是通宵战，以精神疲劳方法迫供贪污分子坦白；一种是提供审讯方法，一个人打，几个人问，以主观框子迫其承认。打的问题也是发展的、变化的，初期多打几耳光，后转为打屁股，从大打到小打，从公开打到秘密打，从内部打到外部打。”[20]
在南京市，“一时戴高帽子、挂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如下关银行办事处‘轮番轰炸’8昼夜，迫使审查对象‘承认’贪污60亿巨款。”[21]
这些极端措施无疑会造成了许多人自杀。在无锡市的“打虎”运动中，发生了7起自杀，死5人，逃跑6人。[22]在南京市，截止到1952年2月19日，自杀者26人，其中12人自杀未遂，还有8人的家属自杀。[23]在淮北盐特区，“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共有955人，遭受肉刑者即有218人，肉刑和逼供信花样所至125种，残酷程度骇人听闻，不少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被打伤致死者2人，自杀5人，共死7人（其中被株连而死的群众5人），自杀未遂者13人，打伤甚至终身致残者19人。”[24]
那么运动的领导者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呢？苏北直属机关在总结“三反”“攻坚战”的经验时认为，套用“整风三查”的老经验，靠讲清政策、启发自觉、群众压力、鼓励坦白等办法，对于那些较大的贪污分子或已经变质蜕化的分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结果是“放了空炮”。[25]言下之意，若不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就根本无法完成“打虎”运动的指标。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表态说：“运动中自杀是畏罪自杀，不要紧，不要难过。”[26]
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当时许多人把主要原因归结为群众运动的副作用。其实，真正的责任还是主要在运动的领导者身上。他们随意地制定了如此高的“打虎”目标，要求各级政府和机关企业在短时间内“打”出如此多的“老虎”，除了用“逼供信”，还有什么别的手法可能达成目标？而且，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对这种情况也十分清楚，但多数人都未反对这种方式，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就不可能完成任务。例如，苏南地区的负责人之一管文蔚就表示：“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要做到没有一点‘逼供信’是不可能的。”[27]正是由于各级领导人的鼓励和纵容，各种“逼供信”行为才得以猖狂盛行。而江苏地区也恰恰是通过以上几种方式，让势如破竹的“打虎”运动很快就实现了既定目标，并且纷纷超出预定计划。据统计，到1952年4月上旬“打虎”运动结束时，苏南地区共打出5，578只“老虎”[28]，苏北地区共打出“老虎”5，920只[29]，南京市共打出“老虎”2，435名[30]，均超过预定计划“任务”。当然，其中多数是假“老虎”，此后又得重新鉴别，至于是否能够全部准确无误地甄别，就另当别论了。
【注释】
[1]所谓的“虎”指大贪污犯。一般而言，贪污1亿元以上为“大老虎”，5千万至1亿元之间为“中老虎”，1千万至5千万为“小老虎”（旧币，1955年币值改革后旧币1万元兑换新币1元）。
[2]1949年春中共军队渡过长江后，考虑到苏北、苏南情况不同，未立即建立江苏省，而是分别设立了苏北行政区、苏南行政区和南京直辖市。1953年1月1日才正式建立江苏省。
[3]杨奎松，“毛泽东与三反运动”，《史林》，2006年第4期。
[4]参见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5]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陈丕显在苏南》，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237-238页。
[6]“刘季平同志关于打虎情况的报告”，见中共中央华东局编，《斗争》，江苏省档案馆藏，C39•1-22。
[7]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3年出版，第315页。
[8]出处同上，第299-300页。
[9]出处同注[7]，第315-317页。
[10]“无锡县打虎情况报告”，锡山区档案馆藏，全宗号B1，长期，案卷号37。
[11]出处同注[7]，第414页。
[12]出处同注[7]，第441页。
[13]中国兵工工会华东区委员会，“华东各军事工厂‘三反’总结报告”，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6001，长期，案卷号582。
[14]出处同注[7]，第301页。
[15]“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大老虎的指示”，见中共中央华东局编，《斗争》，江苏省档案馆藏，C39•1-22。
[16]出处同注[7]，第262页。
[17]中共南京市委郊委会，“陵园区供销合作社的贪污集团是怎样突破的？”，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4030，短期，案卷号18。
[18]出处同注[7]，第414-415页。
[19]“中共镇江地委关于在打虎运动中发生严重逼供信现象的检讨报告”，见中共中央华东局编，《斗争》，江苏省档案馆藏，C39•1-25。
[20]“无锡县委的报告”，锡山区档案馆藏，全宗号B1，长期，案卷号37。
[21]出处同注[7]，第299-300页。
[22]出处同注[7]，第316页。
[23]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23日，第40号。
[24]出处同注[7]，第98页。
[25]出处同注[7]，第176页。
[26]“陈丕显同志总结”，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3006，长期，案卷号57。
[27]管文蔚，“五个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江苏省档案馆藏，全宗号3070，永久，案卷号34。
[28]出处同注[7]，第96页。
[29]出处同注[7]，第260页。
[30]“南京市三反运动中的打虎情况”，见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办公厅编，《南京情况汇编》，江苏省档案馆藏，U4•3-21。
《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