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帐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1、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份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份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2、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冒进了”的言论
在整风鸣放中，各地“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山东的“右派言论”讲：“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份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页。）
安徽的“右派言论”也是如此。如《安徽日报》在1957年7、8月间刊登的一些言论说：“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规模大了。”“入社后产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报上所载粮食增产数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谢竞成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报告没几天，全国合作化都搞起来了。这是一阵风，哪有那么多的自愿参加的，不少都是拉进来的。”芜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走干部路线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份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5页。）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高潮过快的问题是有切身体会的。温圳供销社的涂元怡说：“我村里原初级社都没有，而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将几个村子合并一个高级社，领导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社里的农具经常摆在外面无人照管。过去一样农具能用五六年，而现在到社里只能用一两年。社员到田里去做事是不愿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凑数，派人下田。”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蒋金华，讲了亲身经历的农村搞合作化的情况：“五五年我在资溪搞农业合作化工作，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互助组，后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报告，批判了有些干部小手小脚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来。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向区委布置：你这个区限十天内要搞起来。区委书记作报告：你们发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评，说我们小手小脚。这样一下就合作化起来。要真正做到农民口愿、心愿、全家都自愿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参加怕扣落后帽子，怕买不到东西，不得不参加。好多地方连初级社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建高级社”。（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1、43页。）这段亲历者的话，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贯彻上级指示，违心地强迫农民合作化的情况。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份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