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一生看，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并不能简单地用“好”和“坏”来评判。他的一些散文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杂文却有着一股阴郁之气，如他所说是因为有着让他一生痛苦不堪的“驱赶不散的鬼气和毒气”，让很多人难以喜欢。不过最值得诟病的是，鲁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贻害无穷。
否定传统文化贻害无穷
曾与鲁迅发生过笔战的梁实秋先生在《关于鲁迅》一文中如此评价鲁迅道：“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地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而且因为“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
关于鲁迅的作品，梁先生认为“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梁先生还认为鲁迅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应只是谩骂，而应有积极的思想。然而，鲁迅除了消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态度，而且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宅心缺乏仁厚，缺少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对于《阿Q正传》，梁先生认为这是其最好的短篇小说，但不认为阿Ｑ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
梁实秋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的确，阿Q的劣根性、《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在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中并没有典型意义。然而，鲁迅却将这五千年的文明史总结为两个字：吃人。
于是，“反封建反迷信反独裁的先锋”、“新文化的旗手”就这样在仇恨心理的土壤中成长起来了。中华文化吃人？这岂非贻笑大方？中华传统文化一向教导人要遵照“仁义礼智信”行事，万不可放纵人的劣性，但到了鲁迅生活的时代，人心变坏，不再听从先贤的教诲，导致道德下滑，所以才出现了许多丑恶之事。罪在世人，又怎能将罪责推在中华文化身上？而全盘否定了中华文化的鲁迅又何以堪“民族魂”？
鲁迅自己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说过：“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看一看十七世纪葡萄牙来华的传教士安文思笔下所载，就知道鲁迅笔下“吃人”的中华文化曾经如何让外国人羡慕。“中国的版图极其广大，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的语言文字优美，中国的典籍丰富，中国人有礼貌也有教养，中国水运便捷、公共工程完善，中国工艺制造精美，中国物产丰富，中国圣人孔子影响巨大，中国政治发达、君主伟大，北京之建筑相当宏伟。”
而作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作家，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改正的方向，只是一味地批判、埋怨，那么就会造成消极的后果，即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人的“劣根性”，认为中国人低等、愚昧、自私、狭隘等。可以说，鲁迅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在他讽刺嘲弄、谩骂攻击的同时，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大家却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勾画出了光明的方向，并身体力行。鲁迅给予读者的除了阴郁、抱怨外，还有什么呢？
再想一想，有多少人，包括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懵懂少年，不是拜鲁迅所赐接受了“旧社会是黑暗的”？进而否定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又有多少人如阿Q般学会了精神自我麻痹？当人们带着鲁迅所赐的“有色眼镜”回望中国古代社会、评价自己的同胞时，看到的又怎能不是丑陋和黑暗？可以想见，接受这样教育的年轻人会对自己老祖宗的文化、对于过去的历史产生怎样的印象呢？可以说，鲁迅至少影响了中国两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思想、世界观甚至人生道路。
为共产革命辩护
梁实秋指出：“鲁迅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而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其极端反对文学是表达人性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改造精神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工具，也正是受到共产思想的影响。
的确，鲁迅不断地为苏俄和共产革命中的血腥和残暴辩护。他明明知道苏俄的肃反中大规模杀人、关人，许多人——包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然而他却告诉青年们说，像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鲁迅还在其文集《且介亭杂文》的《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中提到自己对苏联及其相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他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三，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这样认同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鲁迅，一再抨击为其提供自由创作环境，甚至不曾因为他对政府的谩骂而将其下狱的民国政府，真不知眼睛长到了哪里，或者认知上出了怎样的问题。
中共与鲁迅相通之处
我们知道，毛所代表的共产党宣扬的是暴力革命，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声称中华文化是“吃人”的鲁迅则要与其彻底决裂，也就是彻底否定传统社会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等。
可以说，鲁迅之所以受到毛和中共的青睐，最主要的原因是鲁迅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并为共产革命辩护。他的杂文和小说中散发出的怨气和“鬼气”遇到了毛泽东这个知己。虽然二人从未见过面，但毛却说“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
两个具有仇恨心理的人怎能不心意相通？这也就难怪毛和中共要把鲁迅树为“思想文艺界旗手”，也就难怪文革时“革命小闯将们”将其视为精神教父。文革时除了毛语录就是鲁迅的教导，这不正是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有着共同的仇恨毒素吗？而那些在“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今人，在否定传统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又怎能懂得什么是“仁义礼智信”？社会道德怎能不一日千里地下滑着？
所以，读鲁迅的文章，不仅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产生错误的认知，而且还会因为其消极的、充满暴力的语言而产生消极情绪，甚至虚无感。就如同其《呐喊》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虚妄的鬼气”中，人只能在原地等死。
鲁迅无法活在中共政权下
可笑的是，中共建政后毛和中共对这样的鲁迅是并不喜欢的。据2001年周海婴着《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上海作协理事罗稷南的“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此外，曾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而入狱的作家牛汉在《我与胡风及胡风集团》一文中写道，“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几个友人会面时曾给我们看过这封信。此信后转请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鲁迅生活在当下，不选择闭嘴，一定会成为中共的阶下囚。而唐弢的《琐忆》里面提到鲁迅的这段话，即“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也算是对中共看走眼的鲁迅，提前对中共即将覆灭的预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