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出现了转机，海外的订单量逐渐回升。2021年4月份，陈华接到了一笔150万的订单，解了工厂的燃眉之急，当时他想，工厂总算恢复了往昔的忙碌，他甚至联系了村里的厨师，按时给工人们送盒饭。
高兴的劲头还没过，原料厂便传来涨价的消息。2021年，油价和煤矿的涨幅，催高了原料价格，祸不单行，这笔订单在物流环节上也遇到了问题。受海外疫情影响，航运和海运面临停摆与加价，航运货柜从原本的7万人民币涨至8万，时效性1-3月的海运，从原来的2万翻倍，涨至4万，几乎逼空了陈华一条货柜的毛利。
陈华正在为协调物流的事情而焦头烂额，双碳政策接踵而至，工厂又面临限电和商业用电电价上涨的问题。
各环节的涨价，最终让这笔订单的毛利率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一。
末路自救：成本极限挤压
工厂运转的成本增加步步紧逼陈华，另一方面，同行纷纷陷入低价竞争的漩涡。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几乎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保底，或者是抢订单，什么订单都做。”陈华说，三年疫情，海外订单越来越少，以低价抢单的工厂却越来越多。
在圣诞礼品加工行业，价格是客户唯一考量的指标。因为圣诞礼品加工所需要的技术含量极低，代工厂的加工质量大同小异，市面上一旦有新产品出现，只要在国内找到相应的原材料和配件，任何工厂都可以进行组装生产。只要达到质量标准，客户自然倾向更低价格的代工厂。
因此，这些工厂无法向客户抬高自己的产品单价保证利润，只能吞下上涨的成本。
陈华介绍，全国80%的中小型圣诞制品工厂都在压低利润，“不然活不下去啊，朋友的厂子几乎是贴钱在加工生产，本来一年的订单营收可以做到8000万，但是第一季度他们也只接到400万的订单。不做不行，因为工厂必须维持运转，不然工人都跑光了。”
接小订单冲量，可能是工厂唯一一条自救路线了。2022年，陈华总共接了200万的订单，单笔订单都不超过10万元。
在极低的毛利和有限的订单下，陈华的工厂要活下去，只能减少劳动力成本。将原本40人的员工团队缩减至12人，遣散确是无奈之举。
50岁的村民张建华至今还记得被陈华辞工的场景。2021年末，他和多个工友依次进入办公室，先是听陈华叙述了工厂的艰难，在表达了感谢后，张建华和其他工友拿到了补偿的300元现金。
陈华的办公室
张建华在陈华的工厂呆了近4年，闲时的月工资大约在1500元左右，加班多的时候能拿到2000元上下。看着不多，但也够用。在碣石这个小镇，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留下的大多是45岁以上的中年劳动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过着相对清贫的生活。工厂的存在对当地而言，意味着保住了一部分人的饭碗。
突然失去工作的张建华，丢了魂似的攥着300现金推开工厂的铁门，步行回家。平常10分钟的路，他走了半小时。一路上思考着接下来怎么办，到了他这个年纪，外出打工已经不可能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哪里需要人就去哪里。陈华或许是将工厂当作盈利的工具，而对于大部分工人而言，是一条谋求生存的路径。
对内减少劳动力成本，对外将订单外包给计件工来维持生产，是陈华的“末路之选”。
当陈华在Excel表格上仔细计算着成本结构时，远在浙江义乌大陈镇的48岁的黄莉莉正坐在家门口的一条矮凳上忙碌着，她拿起一个半成品的圣诞头环，将事先打好的两个红色蝴蝶结用不干胶粘在左右两侧。
黄莉莉是一名外发计件工。在传统的中低端制造业中，像她这样的工人常被工厂主临时召集，用以制作加急的手工单。黄生活的大陈镇，半数留守妇女都从事低端加工，她们因费用低，速度快，而倍受珠三角的工厂主青睐。
夜晚8点，黄莉莉的身边还散乱地放着3个蓝色的塑料袋，这是她今天必须完成的300个外发订单——5分钱一个，收入一共是15元人民币。
第二天一早，完成的成品便会经由物流，来到陈华的工厂，打上标签，发往客户手中。
现在的工厂
2021年末，陈华便开始着手寻找更实惠的外发商。他先后去了浙江、江西、广东等地的县城，联系了不少同行，发现整个行业都在极力地压缩成本，抢订单。
陈华的朋友也是业内人，在浙江义乌混迹多年。他帮陈华找到了大陈镇的外发工人，大多是年龄在45岁以上的留守妇女，工价按分计算。陈华算过，每个工人每天收入在10-20元之间，月收入300～500元。
除此之外，陈华还试图找到更经济实惠的物流路径来压低成本。但这成了一个他琢磨不清的谜题，只要是涉及疫情的地区，物流的价格与时效性都不停变化，最终他放弃了。
为了让成本更低，陈华身边不少工厂主选择离开陆丰，搬去江西、河南、安徽等土地租金、工人工资更低的地方，还有工厂直接设在俄罗斯周边地区，也有人彻底退出了。
三年间，陆丰这座小城市里，只剩下一半圣诞礼品代工厂了。陈华自己也不知道工厂究竟能撑多久，也犹豫过想要转行或者找一份领着固定薪水的工作。
未来的命运
陈华是家中次子，哥哥妹妹学习成绩都不错，只有他在读书方面摸不清门道，十五六岁时他就早早离家打工，在大城市做茶叶销售。
1995年，陈华的父亲创办了圣诞礼品加工厂，但他并不擅长经营。90年代的国内工厂竞争激烈，父亲全靠低价笼络客户。他为人老实，时常在不收定金的情况下开工制作，资金周转不开时，就通过私人借贷来维持工厂运转。
只有老一辈埋头苦干，年轻人不愿接棒的代工行业就像即将落山的夕阳，谁也不看好，同行们大多也不愿子女回归这一行，但为了家人，陈华妥协了，“再回去帮衬一把，让工厂撑到哥哥妹妹都大学毕业，应该就好了吧。”离家3年后的陈华，成了家乡同行里的“第一个年轻人”。
2012年，年仅18岁的陈华赶鸭子上架，接手工厂，那时留给他的只有一个烂摊子，虽然一年有几百万的订单，但负债80余万。同时，工厂无法直接接触到客户，只能通过外贸公司接单，生产和销售都十分被动。接手工厂后，陈华才体会到父辈的不易，外贸生意难做，一笔订单的成功要兼顾各方因素，光是回款这一项，每季度都要花大把精力盯着，和卖茶叶需要操的心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还有不可控的价格。工厂的报价会按月更新，有的客户拿着上月的报价单来找陈华订货，可原料已经价格上涨，沟通未果，最终取消订单。
国外客户对于工厂本身的资质也有要求，尤其是在商超内上架的产品，大多会在下单前要求视频或图片验厂，来判断工厂是否符合生产标准、有无童工使用等，当中任何一项不达标，客户便会取消订单，这也倒逼国内的工厂逐渐规范化。
2014年，陈华注意到一家电商平台，在上面客户可以直接和源头厂家联系，他当机立断着手上线了自己的工厂，交易开始变得顺畅。第一笔线上订单是来自辽宁一家高档餐厅的圣诞订单，4000多元。
此后，电商平台成了陈华的新战场，更多订单从上面涌来。也许是年轻人的敏锐，让他在同行中成为了最早吃到红利的那一波人，颓靡的工厂重新焕发生机。
但2021年中期，疫情的反复，生产成本的上升，都指向减产，这意味着大量的工人失业。陈华留下的这12名员工在工厂工作都超过五年，相熟已久，偶尔也会聊上几句：
“老板，你要好好干，我家里还有孩子要养，可不能没事干。”
“胡说什么，我们老板今年的生意好着呢。”
这些话陈华都记在心里：谁不想挣钱，可在疫情之下，谁也不知道风刮向哪边，“我们的工厂像风雨中飘摇的一艘小船。”陈华说，未来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处于上游的外贸企业与客户更为敏感，其实，自2021年末开始，中国低端的制造业向东南亚尤其越南方向的转移在加速。比中国更低的工价，相对宽松的防疫政策，使越南在低端制造业上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初显。
越南还借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大部分工业区都对外商给予“五年全免、两年减半”的税收优惠，这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服装、家具业、鞋业开始向越南转移，相关数据显示，家得宝、宜家家居等零售商从中国进口家具减少13.5%，从越南进口攀升37.2%；汽车轮胎进口方面，美国从中国进口减少28.6%，从越南进口增至141.7%。今年一季度，越南的外资总额为108亿美元，同比增长86.2%，其中有一半来自中国。
但，陈华从未有过外迁的想法，他相信大鱼吃小鱼的商业逻辑，小工厂一年的订单与产量恒定，无法负担外迁所带来的成本。去到新的地方，开辟市场也并非易事。
所以，他还在陆丰留着，像当初毅然回乡那样。这一次，他选择等待疫情平息。
又到了一天下班时间，陈华按灭的烟头再次堆满了烟缸。今年的订单数额依旧停留在200万元，新的订单在哪里？“如果工厂倒闭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也许只能开个小店了。”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