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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红”抑郁:铁拳打不到自己身上错觉,被打破了

—疫时集体焦虑,“小粉红”也会政治抑郁

有评论认为,疫情促进了大家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注,但也带来集体焦虑。“小粉红”也会政治抑郁,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经历和成长经历让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会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端:你没有加入其他组织,而是成为一名“无名无份”的独立社工,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

阿檬:我加入过小的民间组织,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工机构。这样的选择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比较天真,之前大学期间的实习经历让我看到了一些机构的低效和死板,同时需要承担来自相关部门的琐碎工作,很难发挥创造力,很难施展拳脚。

也因为我后来和一些组织打交道的经历并不愉快。看到过光鲜背后的性骚扰,也经历过被组织负责人画饼最后被“白嫖”的事情。种种负面因素,让我选择了自己单干。

另外就是精神健康这一块做的人太少了,想找地方去选择也非常少。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先是靠自己,慢慢才认识更多的同道中人。

端:应该怎么定义你在做的事情?

阿檬:我大概是去年(2021年)想明白。往小了说是为精神健康议题纳入人文社科的视角,从社会、文化、历史层面去综合地看这个事儿,而不是只从精神病学的角度。往大一点说,我们是在讲一种思维方式。我不想把东西嚼烂了喂给受众,而是希望他们自己以后能有思考这个事情的能力,我没有办法给你结论,但是没有结论不代表这个事情是不能继续探索的。

端:加入人文社科的视角,到底改变了什么?

阿檬:现在都说有精神健康问题就要抓紧有病看病有药吃药,这逐渐成为共识。但吃药没有办法保证个体实现综合层面的复元(不同于痊愈或者康复,是指绝望后重新唤起对生活的希望,理解和接纳自己的疾病和经历,重新找回自我,对未来的生活主动地应对),很多时候只是症状消退了,或者说减少了对个体和家人的困扰。但很少有人继续关心你心里还难不难受?与心中的创伤和隐痛相处如何了?能够融入目前的生活节奏吗?能够和这个经历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吗?吃药是不管这个的。

现在主流医学非常强调药物的作用。如果你说“我最近状态又不好了”,医生肯定先问你“是不是停药了?”所以我觉得加入人文社科的视角至少可以让这件事做得更细,这对于长期复元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能进入有病看病、有药吃药的阶段,比有病就把你关在家里甚至笼子里肯定是好的。这其实已经走向了第一步,就是正视和面对。但是再往下一步走,我们还远远没达到。

端:为什么现在关于精神障碍的讨论会非常强调生物学或者病理学视角?

阿檬:很多原因,精神类药物取得重大进展,卫生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大规模的科普教育,制药公司的影响。当然,也和我们本身处在一个现代化浪潮里面有关,大家的整体文化水平在提高,更期待一个更科学的解释,对现代科学的向往和追求也体现在了对生物医学的推崇上。

科学叙事肯定比宗教叙事或者道德叙事更能帮助到家属跟亲历者。道德叙事很可怕,就是说你不够坚强,你太脆弱。这个非常伤害当事人及其家属。在这个层面上,科学叙事本身是进步了,超越了以前的那种认知。

从亲历者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视角也更去道德化、去污名化,至少比那种得了精神病是被诅咒、是个人品质有问题的说法要更合理。

但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有点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乃至迷思,是因为我们整体的通识教育没有跟上来。

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主义教育,之前都是更强调硬科学,而忽略软的人文。比如绝对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或者是能用数据证明的,更强调量化而忽略智性。它还留有比较粗暴的苏联式的那种东西。像以前说打倒牛鬼蛇神,所以宗教你不要跟我谈,灵性你不要跟我谈,我们搞的都是最硬的这种,其他的统统都是异端。这样的东西都会影响到普通大众。

所以其实不仅是精神健康议题难做,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在中国也难做。很多人看不到,比如说临终患者的人权,在很多领域都会出现一种声音,你们还搞什么啊,差不多得了。其实都是出于对人的不尊重。

2022年5月3日,中国上海,一名市民在围封的住宅区内。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端:你说现在至少迈出了第一步,中国大陆的现状如何?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阿檬:在第一步里,至少我们先把情况比较严重的精神障碍人士,从动物、从要关的野兽变成了一个需要治疗的人。但这个过程中还是病态视角。随着社会进步和资源投入,多部门多学科参与,我们应该更尊重患者的主体性,听到他们自己和家属的声音。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家人不愿意接患者回去,社会上也很少有专业机构对接,很多人一辈子只能待在精神病院。有些人功能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但是不敢跟别人讲自己是病人,一辈子要藏着这个身份。

往后有没有可能真的看到,更控制的东西减弱,更服务性的东西增加,而那个服务又是以人为本的?我们现在也讲服务,比如康复从医院为中心转到社区为中心,这听上去很好,但它的背后其实是要降低成本,降低医疗预算。往坏了说,就是加强控制,我要一直控制你,把你当成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有没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也是人,你也是人。

还有一个是社会文化层面。用50年代的话讲,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精神怎么可以生病?这就是你在说我的制度不好。所以你怎么敢去说结构性因素,因为它的反面就是说我所处的社会不好才让我的病变多。

端:结构性因素具体指什么?

阿檬:这个一口气去说很难讲。我理解的结构是纷繁复杂现象之下稳定的秩序、规则,是关于经济、文化方面使人难以摆脱的具有影响力的设定。

我瞎打一些比方吧。比如说你是“小镇做题家”(网络词汇,指“出身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与“985废物”“社畜”等表述引发大陆青年群体共鸣,表现年轻人在社会竞争中的不如意),好不容易上大学了以后,发现很多过去你被灌输的成功逻辑都不奏效了。出了学校,你压力更大,有很多落差,也缺少价值感。那这个东西,教育制度是不是要背一定的锅,至少大学教育肯定是有缺失的。

比如大学里的青年教师,考核压力十分大,没成果就滚蛋,教学不计入考核。大家都不做学问、不搞教学,而是专注制造论文。你也只能顺从这种潮流,什么学术理想啊、教学实践啊都往后放。

比如说你是自由职业者,然后你发现交社保变得比较麻烦,异地看病报个销也很不容易,或者是你不结婚但是你想和伴侣一起买房,也会发现很难。

你就发现其实制度上还是支持更稳定的那些人。

这些烦恼背后都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啊,其实很多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都在影响着我们,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教育和考试制度、劳动法、婚姻法……这个所谓的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后果,不是说只有这个社会有,但它也有个程度和阶段,或者至少它应该有改变的可能。

如果这些烦恼发展为痛苦,而这些制度文化里面的不方便又成为巨大的阻碍,这些阻碍让你感到愈发无助,你的精神状态好不了。

端:回到你之前说的,给精神健康议题融入人文社科视角,怎么操作?

阿檬:比如我们会围绕有关精神健康的社会热点,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去解读。再比如我们在互助团体活动时,会有意识、有选择地带领大家从文化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精神健康。

具体和每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也会避免下判断。我们不会说看到一个人不吃药就先上去质疑和指责他,而是先去问问他不吃药的原因是什么、深层需求是什么。不是单一的把一个现象拿出来作为矫正的对象,而是进入到别人的生活后台,用更整体、更多维度的视角去思考精神健康。

我们长期以来都做参与式的观察,去感受人们相似症状背后不一样的生活脉络,感受他们千差万别的需求,也和社会上同时发生的各类热点事件交互去看,然后去做记录和讨论,最终回归到实践里面去。

端:有报道指,国内高校对在校学生实行抑郁症筛查,将确诊学生上报并视为重点维稳对象,这一情况普遍吗?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治理逻辑?

阿檬:还是一个比较家长制的思路。就是我关心的不是你具体的痛苦、具体的喜怒哀乐,我关心的还是你会不会搞出事情。不少学校会要求学生和家长签署免责协议,或者要求学生休学、搬出去住等。但也有一些学校做的还不错,比较少。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德国之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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