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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红”抑郁:铁拳打不到自己身上错觉,被打破了

—疫时集体焦虑,“小粉红”也会政治抑郁

有评论认为,疫情促进了大家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注,但也带来集体焦虑。“小粉红”也会政治抑郁,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经历和成长经历让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会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有评论认为,疫情促进了大家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注,但也带来集体焦虑。“小粉红”也会政治抑郁,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经历和成长经历让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会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资料照片:上海一位正在执勤的防疫工作人员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疫时集体焦虑、政治抑郁,我们和中国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见后文附),记者王二采访了致力于中国大陆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讨论疫下的集体性抑郁和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阿檬认为,疫情促进了大家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注。这个时候很多集体性的抑郁或者更大层面上导致老百姓不快乐的原因,大家都会有一些主动思考。疫情之下,经济不好你被裁员了,行政低效,绿码黄码乱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开心,你就会发现这东西跟你想得开、想不开没关系,跟这个社会有关系。自杀事件应该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没有办法再忽略。

阿檬指出,政治抑郁是一种临床症状,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抑郁症标准。表现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持续感到情绪低落或烦躁,并有悲伤,空虚或绝望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会持续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负面自我对话,这种状态会一直延续,甚至直接造成疾病的产生和发展。最终,这些症状会严重损害个体的社会交往、职业发展或其他重要的社会功能。“小粉红”也会政治抑郁,因为他们的受教育经历和成长经历让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会和自己想的不一样。这些痛苦也是很真实的。很多不仅仅是政治的事情,也夹杂着各种大时代里的个体迷茫。

延伸阅读:

疫时集体焦虑、政治抑郁,我们和中国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

端传媒记者王二发自新加坡

“经济不好你被裁员;行政低效、绿码黄码乱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你不开心;会发现这跟你想不想得开没关系,跟这个社会有关系。”

2022年4月29日,中国上海,一对情侣相隔围板相拥。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在中国大陆,公众对于疫情的感知正愈来愈明显地走向一种集体性的焦虑甚至创伤。精神健康问题成为时代症候,而疫情让它变得更加突出和紧迫。端传媒专访致力于中国大陆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讨论疫下的集体性抑郁和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此外,我们还探讨了一个当下的迷思:围绕精神健康的讨论,是怎样以强调个体的方式,割裂个体的生命体验、并将问题进一步个人化的?

阿檬是精神健康社工专业出身,坚持在中国大陆进行精神健康的公共教育。她不属于任何组织,几乎总是单打独斗的状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讲座沙龙等方式,挑战精神健康领域中长期忽视患者主体性的单一医学科学视角。她也是一位对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发展仍抱有信念的青年行动者。

以下是端传媒对阿檬的专访:

铁拳可能打不到自己身上的那种错觉,被打破了

端传媒(下称“端”):先来谈谈这次上海疫情,你有什么观察?

阿檬:没想到能封一个半月,挺夸张的,也没想到行政效率这么低。很多次生灾害之前,想象上海应该是个挺牛的城市,但结果其实还是一样的,很多武汉跟西安发生过的事上海也在发生。我在武汉跟西安的时候都是围观群众,上海是我自己经历的第一次比较严重的被封城。

我感觉上海得到的关注度更多,之前像吉林、瑞丽什么的大家都忘了。上海因为可能是国际城市也是大城市,就是有话语权一点,能感觉到很多外部关注,收到了很多信息询问,很多很细致的报道(注:不少来自个人公号内容或自媒体)也出来了,但我看瑞丽跟吉林就没什么这种报道,还挺夸张的。

我观察到挺多网友,包括身边的人,都会有想离开上海的这么一个想法。

端:确实,这次上海民间发出的质疑声很激烈也很庞大。

阿檬:这应该也是一次很好的公民教育。很多人通过切身体验疫情,打破了一些幻想——觉得铁拳可能打不到自己身上的那种错觉。

他们会发现就在现在这种防疫政策下,住2000万的小区跟你住2000块的小区就差不多,都是一刀切的受害者。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开始有一些主体意识,就是不再被摆布被玩弄。而且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人,对生活是有要求的,这种生活被破坏了以后,应该也会有一些反思。落在身上知道疼了,才开始醒来。我反正就感觉这些会让很多人清醒一点,不要以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或者以为可以幸免。

端:清醒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

阿檬:也许有些人有能力的就直接走了,也许有的人会选择换一种方式。很多人逃离上海,可能就选择一个更小的城市或者更不卷的生活,Ta跳出了这个规则。

因为大家发现上海是所有人追求城市生活的那种终点,在这种最发达的城市生活里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想把房子卖掉去别的城市。

我觉得逃的不是某个城市,而是某一种方式。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某个强大的外部的东西,更知道怎么为自己而活。

2022年3月28日,中国上海封城,一名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马路中心站岗。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端:逃离上海就能躲掉防疫政策吗?

阿檬:有人要离开,我觉得逃的不是某个城市,而是某一种方式,某一种符号。就逃离你还是可以回来,但是你的灵活性更强,你更不把自己的一辈子耗在一个都市生活里,所谓的那种个人奋斗,然后要留在上海,这个梦想也许是很可笑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某个强大的外部的东西,而是去发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发展自己对于生活的支持,而不是说别人说留在上海好就是上海好,或者别人说你年轻的时候得奋斗就得奋斗。

应该是更知道怎么为自己而活,而不是把自己纳入到一个社会的位置里去听从、去牺牲。

端:不会陷入虚无吗?

阿檬:可能都有,但我觉得走向全然的虚无是没有必要的。你活着又不是一天到晚跟政府过生活,你还得有自己的一些生活跟事情做。

你有自己具体的问题,要面对具体的生活。也不是说生活没有盼头,还是得保持一个制造希望的能力,得保持一点想象力跟好奇心。如果都没有对生活的想象,然后又走向一个纯粹的否定、怀疑跟虚无,最后伤害的是自己。

端:疫情对中国大陆整体的精神健康状况有什么影响?

阿檬:我觉得疫情确实促进了大家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注。这个时候很多集体性的抑郁或者更大层面上导致老百姓不快乐的原因,大家都会有一些主动思考,不需要我们说,你自己都能感觉到,对吧?

经济不好你被裁员了,行政低效,绿码黄码乱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开心,你就会发现这东西跟你想得开、想不开没关系,跟这个社会有关系。

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挺好的,促进一下公民意识的觉醒。

但另一方面真的有很多悲剧在发生,似乎没有人去做这个统计。我和我的同行都感觉,自杀事件应该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没有办法再忽略。去年7月朋友带我去一个寺庙,有个师父就说他们那边也接受了很多求助,还有一些小学的校长经常找他聊天,说学校里孩子跳楼的越来越多。当时我还挺吃惊的,好像稍微和人的精神健康打交道的行当都会提起这些事情。

端:类似这些精神健康议题,得到了哪些关注?

阿檬:至少有个很明确的变化,大家把精神健康这个事情单独拎出来提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会关注。就是很多人之前都很忽略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确实知道疫情跟人的精神健康是有关系的,而且它是一种更集体性的精神损伤。

端:你提到集体性的精神损伤,是同温层的感受还是所有人都有的感受?

阿檬:我觉得这个集体性就是看多少人,你觉得14亿是集体性还是1400万是集体性?我觉得大于30人都是集体性。我自己特不喜欢同温层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什么同温层,只有一些在某些观点和某些议题上相似的人,可能换了个议题,你们就不是一样想法的了。

到底有多少人经历了这个事情,留下一些什么痕迹或者还要做点什么,去聊这个东西意义不是特别大,就算没有14亿人很在乎,只有140个人很在乎又怎样?而且从过去的这几年来看,还是有人在一直不断地做事。你也能看到这些东西的转发量,它不是一个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的事情,有很多人在乎。

但没有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彼此都在,现在的情况可能只有比如做媒体的人、做法律的人会敢说话一点,然后互相知道。平时你也不知道爸妈关不关心、也不知道同事关不关心,你也不敢说他们关不关心,可能在这方面是看不见的,也不能做判断的。

端:疫情结束后,大家现在的一些精神健康困扰会消失吗?

阿檬:我觉得它会成为一个状态进入你的生活当中。对于有的人来说,Ta可能能够与它相处,那个是你所谓“异样”的消失。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说,它会造成一些持续的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消失这个词有点太夸张了。任何事件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影子,留下痕迹,只Ta是否有觉察的意识。

2022年5月18日,中国上海,一名清洁工人在围封的住宅区间走过,与被围封的居民对望。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德国之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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